经济学小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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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开始。当然斯密并不是凭空创立经济学的，他是在总结和批判自古希腊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大量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花了12年时间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部伟大的著作。直接给予斯密思想启迪的除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及新教的加尔文教义(Calvinism)之外，主要包括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被认为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来源之一）、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Montesquieu，1689-1755）以及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坎梯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和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1～1781）等人，尤其是传承了洛克（JohnLocke,1632-1704）-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自由主义思想。

      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一场思想革命的到来，工业革命和政治自由突然出现，开创了一个长达200多年的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新时代。斯密的整个理论都是围绕着经济自由的理念展开的，通篇都在倡导“天赋自由”的原理，让人们拥有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他提出了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的三个秘诀：自由、自我利益和竞争，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众和领导者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使得西方世界突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的现状，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并保持了高速增长和持续繁荣。不仅如此，《国富论》还第一次创造性地建立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经济学划定了边际，使之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与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并列的一门学科。

      《国富论》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对斯密的理论进行了改良和发展，力图使之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繁荣模型。他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第一部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和美国被广泛采用，为斯密的经济理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被称为“法国的亚当·斯密”。萨伊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主要包括4个方面：第一，坚持用事实和观察检验理论；第二，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以修正斯密粗糙的劳动价值论；第三，强调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第四，提出了奠定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的萨伊市场定律[1]。法国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也极力地推广斯密的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理论，其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论证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反对保护制度，倡导“经济和谐”论，反对社会主义。巴师夏是一位经济记者，擅长运用引人入胜的寓言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攻击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和重商主义，被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帜。

      斯密的经济学是充满着和谐向上的乐观主义情绪，后来经过萨伊、巴师夏以及杜尔阁、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等人的宣传与发展，将看不见的手和市场体系的自然和谐学说发展到了极点。但接下来的经济学发生了逆转，脱离了斯密的乐观世界，走了一条黑暗的道路，而把经济学引向这条道路的恰恰是斯密的两个信徒：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Malthus，1766-1834）是英国也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教授，人口学理论的创始人，其代表作《人口论》不仅在经济学，在其他学科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深受其启发。他是一个彻底有悲观主义者，提出了著名的两大自然定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罪恶和疾病，世界会永远停留在一种充满“不可征服的困难”的日子中。正是他以及他的好朋友及论战对手李嘉图的这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情绪使经济学获得了“阴郁的科学”的称号。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是继斯密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继承了斯密自由放任的思想，坚持自由贸易理论，主张实行硬通货，认为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和古典经济学的很多较为成熟的理论。不仅如此，李嘉图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直接推动了《皮尔法案》和《谷物法》的通过，这两个法案的通过推动了英国市场驱动的繁荣，使之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另外李嘉图还首创了具备数学精确性的严谨的经济学，同时也因为对抽象的建立模型的方法的过度使用而导致了被称为“李嘉图恶习”的研究方法，这种推导出了劳动价值论和工资铁律的抽象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思想，但也把经济学引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斯密的和谐增长模型变为阶级对立的分配模型，以他与马尔萨斯一起提出的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论证了工人只能获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实际工资（工资铁律）、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只能此消彼长并长期内不断下降，只有地租不变增长的结论。

      李嘉图之后，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继承并发展了其经济思想和学说。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与李嘉图属于半师半友的关系，对李嘉图理论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约翰·穆勒从14岁开始在其父和李嘉图的指导下学习经济学，他坚定地捍卫萨伊定律和李嘉图的理论，是最后一个古典经济学家。他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西方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教科书。

      李嘉图之后的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是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他从李嘉图的理论出发，建立了自己以剩余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理论体系，彻底否定了斯密以来天赋自由体系的和谐增长理论，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得出现有的经济制度必然崩溃、资本主义一定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结论。他的代表作《资本论》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圣经。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最后完成他的理论体系，但是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的影响力可以与之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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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凯恩斯把萨伊定律总结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但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是凯恩斯严重歪曲了萨伊的真实意义和深刻含义，甚至有人认为凯恩斯可能并没读过萨伊的著作。萨伊市场定律认为商品买卖实质上是商品交换，货币只在刹那间起媒介作用。产品总是用产品来购买，买者同时也就是卖者，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是相等的。局部供求不一致也会因价格机制的调节而达到均衡。这一定律构成了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