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改革的历史（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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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东方历史讲堂”第四期发表演讲，本文为该演讲的视频链接及演讲全文。“东方历史讲堂”是《东方历史评论》主办的历史公益讲堂，第四期主题“改革的历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题目是《改革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改革与革命不断出现的历史。在当前的情况下，企业界、学界、甚至一些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一些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和大家一样，也想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方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一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很容易迷失在当下。

中国历史上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成功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延绵不断的，有几次重要的改革，比如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为秦国崛起成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的不太多的一次改革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在史学家看来，王莽的形象相当负面，王莽实际上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大臣，他在西汉末年就认识到当时突出的社会政治矛盾，试图通过改革解决矛盾。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是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做出的历史评价。

在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又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影响，比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被后来的隋唐继承。但是，因为北魏是鲜卑族拓拔氏建立起的政权，属于外族，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的时候总带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

孝文帝改革之后，又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改革。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从1572年到1582年，共十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实际上不是一次改革，改革深度和范围与王安石变法无法比拟，只不过是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整个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法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变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已经流产。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很简短回顾了一下历史，粗略讲，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每隔四五百年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是时间的偶然，也许是中华帝国的制度和问题积累到一定时间，必须通过改革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可以说是“500年必有改革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历史学一个永恒的命题。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失败，也就是说，商鞅和秦孝公变法成功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变法都失败。我用“改革”和“变法”，其实这两个词是互用的，是同一个含义。

虽然中国历史上每隔四五百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虽然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

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转型才算完成。历史教科书里有很多说法都是值得推敲的，比如“秦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一论断在今天史学界被公认为是错误的。从学术界的定义来讲，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了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也就是皇权官僚专制时代。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拉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清朝，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他的判断，我基本同意。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

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端，有的史学家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的认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也有人把时间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样争论，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台湾走在了前面，而中国大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毫无疑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改革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都是改朝换代，却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这两次成功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使所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在这些改革中，为什么一头一尾成功了？我把成功的改革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把失败的变法叫做“修补式的变法”，历史上的变法和改革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突破型的，正因为敢于突破，所以成功；另外一类是修补型的，正因为目的是修修补补，所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突破型变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法，突破现有体制，使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而这些新生力量就是抗衡守旧派的生力军，依靠这些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推动技术，对现有制度形成突破，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这实际是用经济学的方式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种结合。

制度变革的意义就是使社会变得更加有效率。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人们的激励机制，使得古代乃至在现代中国产生更高的效率。中国古代社会生产资料中有两种是最重要的，一是土地，一是人。如果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如果人能够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于是达到变法者所设想的富国强兵的目的。到了现代，资本变成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和创新对生产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总资源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增加社会总产出，把蛋糕做大，就能够实现在变法过程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也就可以把变法变成一个双赢、多赢的博弈。

制度变革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还是双赢、多赢，决定了变法的成败。如果改革和变法仅仅为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受损一方或者受损的多方对变法会是什么态度？抵制、阻挠。如果变法可以使社会上所有的人（理论上所有的人）受益，那么对于新制度、新政策的阻力会大大降低，会使得制度生根固定下来。

变法和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就是能不能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不能够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要使所有社会成员从一项改革中或变法中受益，变法必须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为了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变法必须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一逻辑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

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不变的情况下，要使蛋糕做的更大，必须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变法一定要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会激起利益受损方的阻挠，变法成功性就会大大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突破型变法实现了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修补式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比如王安石变法和王莽的新政，在变法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变法、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而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一定是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候新生出来的力量。在商鞅变法中，这个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这个新生的力量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家。

修补型变法是完全的自上而下，而突破型变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比如邓小平改革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变法的新政也不是商鞅自己躲在宫殿里想出来的，而是来自实践。

王莽的变法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今天看一下历史记录，对王安石个人不得不佩服，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但他工作勤恳、用心良苦、设计周全、工作努力，从人品、工作努力程度、个人聪明才智上都无可挑剔，但遗憾的是他的方法是错误的，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

用政府取代市场会有两个问题，第一、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甚至发生激励方面的冲突，结果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够做大蛋糕。王安石变法设计得很精巧，但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王安石当初所设想的目的，反而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打乱了市场秩序，不能够把蛋糕做大，变法变成利益再分配的博弈，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王安石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

一旦变法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天生就是保守的，官僚体系中既没有激励，也没有信心把新法设计好、执行好。当新政不能够得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就会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就是人亡政息。

变法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最后的结局。商鞅最后结局很悲惨，但对于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新政权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为什么？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所以，一项变法或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或者改革者个人的结局，而是要看变法者或者改革者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以此作为判断标准。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变法案例和失败的案例，首先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经济上的，一是政治上的。在经济上，商鞅变法最重要的内容是土地所有制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把井田制完全废除了。用今天的话来说，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不会同意我的说法，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井田制为什么效率低？本人有过亲身经历，文革时被送到农村当知青，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干活，到年底一起分享劳动成果，除了生产队的地，还留出了一小部分作为自留地。我在陕北下乡，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哪一块地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诉，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肯定是自留地，蔫黄、无精打彩的肯定是生产队的地。经济学说讲激励机制，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分享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因此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是长不好，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就没有效率。

商鞅改变了井田制，把田地全分给个人，土地私有化，不再分公田、私田，农民缴租之后收成归自己，这相当于古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改革。商鞅鼓励农民垦荒，扩大生产规模，开垦荒地，政府给奖励，过去农民不可以垦荒，因为所有的地都是王土，不能动。这是一场效果非常明显的农业改革，从经济上来讲，这和1978年的农村改革相比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军功爵位制。在封建制度下，爵位甚至官位都是世袭的，出身不对，个人再能干没有用。封建制度讲究的是人的身份，不是人的才能，商鞅把它给废除了。在朝廷里，过去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做官，带兵打仗的只有贵族。大家想到没有，过去打仗是一种特权，贫民和农民都没有资格当兵，当兵是贵族的特权，更不要说当将军、指挥军队了。商鞅打破世卿世禄制，只要在战场上勇敢杀敌，凭战功就可以封爵，就可以提拔当军官，就可以在朝廷里任职。所以，秦国的将相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贫民多，第二是外国人多，商鞅本人不是秦国人，是卫国人，原名叫卫鞅，秦国的宰相李斯，也不是秦国人。

这样的制度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效率。在秦国的贫民中有才干的人很多，但是在封建贵族制下，他们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受到身份和出身限制。战国晚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叫长平之战，发生在秦国和赵国之间，秦军统帅是白起，一介平民，凭借战功一级一级升上来，赵军统帅开始是廉颇，后来是赵括，都是贵族世家，结果赵军大败。秦军在各国中战斗力之所以最强，是因为他的人才选拔机制。

制度改革改变了人才选拔机制，也改变了人的激励机制。比如军功爵位制，如果在战场上取敌甲士一枚，赐爵一级，赐田一顷，赐宅一亩，这就相当于今天的计件工资，没有大锅饭了，不用监督，看最后的业绩，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士兵作战能不勇敢吗？他肯定会努力杀敌，因为他知道在战场上勇敢，可以保证解甲归田之后的幸福生活，人的努力程度和他所得到的报酬直接挂钩。秦国的将士们都是虎狼之师，虎狼之师后面是什么？是良田美宅。

商鞅还建立郡县制，在乡间建立起保甲，目的是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由秦王直接管理下面的郡县。我想强调的并不是商鞅的设计和商鞅的发明，比如郡县制，在商鞅全面推广之前，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了二百年，被认为是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制度，商鞅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秦国全国进行推广，在商鞅之前也有其他国家废除过井田制，由土地国有制改为私有制。这些制度其实并不是商鞅的发明，而是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经过商鞅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

商鞅在变法的策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在变法之前公开论战，形成共识。司马迁有记录，商鞅和守旧派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最后提出“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得到秦孝公首肯。反对商鞅的人说新法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制度不一样，你再高明，能够比祖宗还高明吗？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的法度，不要再做更改就行了。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在治国方面不能够效法古人。

当然，王安石变法之前也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所有的变法者在传统意识形态方面永远处于天然的下风，因为变法就要触动现有制度，而现有制度和正统的意识形态是连成一体的，变法就要改变正统意识形态，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我们回想一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就出现姓资姓社的争论，小平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看实际效果，也就是所谓的黑猫白猫论，因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

商鞅幸运的地方在于秦孝公认同了他的观点，君臣一心推动改革。孝公认同之后还不行，新法和商鞅有没有公信力？这是改革要处理的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信不信你？信了才能够跟随你的政策，执行你的政策；不信，你的政策下去了也没有用。为了建立改革的公信力，孝公君臣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有大臣犯法，严惩不贷，以及“南门立木”，赏赐了扛木头的人。

当然，对于改革的公信力，最基本的是看改革实效。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就带领秦国和赵国的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战争以秦军的胜利而告终，秦国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用战功的方法来显示新法的效果，提高新法的公信力。

商鞅打开了贫民和农民的晋升之阶，所以新法得到了贫民和农民的拥护，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粮食收成，不必再给封建主干活。贫民也可以依靠自己的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商鞅变法突破了现有的体制，培植了新生力量，而这些新生力量对新法的拥护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使得秦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富国强兵，此时，变法甚至对初始的受损者来说也变得有益了。新法的受损者是过去的贵族阶层，商鞅没有采取暴力形式消灭贵族阶层，而是通过增量改革的方式，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重要性。贵族实际上也成为变法的受益者，如果不变法，不能够富国强兵，秦亡国后，这些贵族可能全成为奴隶，所以，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贵族也感觉到，变法可以保住土地和国家，使秦国免遭亡国之灾，从某种程度上讲，变法对贵族也是一个双赢的博弈，所以商鞅变法成功了。

邓小平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

再看下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改革取消了中央计划，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和“废井田，开阡陌”是一样的。但邓小平更多的是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由利润来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向了高效的民企，所以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改革实际上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了人力资源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把蛋糕做大。经济高速增长，各阶层人士都获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执政党地位加强，这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市场制度发展到今天，如果说中国再回到中央计划，恐怕没有人会支持，就像商鞅或秦孝公死后，如果秦国人说再回到旧制度，恐怕也没有人赞成，因为效率的提高使社会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新制度优于旧制度，市场经济优于中央计划，不管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在社会问题上有多么不同的认识，我相信这一点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中国不能再倒退回中央计划，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

和商鞅变法相比，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要形成社会共识。从真理检验标准讨论开始，我们建立起全社会关于改革的共识。成立独立的国家体改委，减少了利益部门的干扰。

邓小平的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设计，也有自下而上的实践。比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之后，由以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变成全国政策，变成新的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是违法的，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地位，距离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城镇的民营经济和农民的包产到户这都不是小平的设计，而是民间自发的创造。对比一下王安石的变法，完全的顶层设计，二者所取得的效果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改革强调基层创新？因为基层创新更加贴近市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自己做的事如果对自己没利他也不会做，所以基层创新具有激励、协调的性质。“激励的协调”是经济学上的词，对我有利的事就会积极去做，对我不利的事就会千方百计回避。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激励不协调，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新方案在实践中无法执行。

因此，改革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我想提出的是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经验，变成政策和制度在全国推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做的。“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不要再争姓资姓社了，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就允许去做。”这是小平的原话，不要再争论姓资姓社，回避意识形态，是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下面看一下失败的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梁启超给王安石变法下的一个定义。王莽和王安石变法都是国家社会主义，都以为政府替代市场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又可以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王安石变法的全部思想都来自这一句话，老百姓的负担不会增加，甚至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而国家的收入还能增加。

王安石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人品高洁，无可挑剔，连他的政敌、死对头司马光都承认。当时人们说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争理不争利”，是观念的不同引起两派的争论，最后争论变成了政治斗争。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都没有在变法过程中谋个人利益，这是史家的公认。

王安石的新法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有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有一些涉及到政治和军制。

青苗法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在做县令时，观察到小农破产往往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播下去还没有收割，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之间接不上，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去借贷，而利息又非常高，一般农户无力承担，造成农户破产。王安石认为这是富商囤积居奇，趁机放高利贷，于是就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解救农民的燃眉之急，用心良苦，完全是替贫下中农着想，在春播的时候贷出这笔贷款，在收割时连取本息，一年收息两次，这样就把高利贷排斥出市场，当时官方的利率是20%，而市场的利率是100%，对农民来说是很大的优惠。

这是顶层设计，从动机到实施都是对的，为什么在实践中碰壁了呢？发放贷款是以粮食储备作为本钱，本来是用作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粮食储备不能亏本，这意味着官员在发放前，必须能够判断农户的信用，是否存在还款的风险。变法要求政府取代民间金融来发放低息贷款，但是这些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判断农户的信用风险。于是，王安石又设计出按照财产分级，把农户从富到贫分成几级，然后让农户用他们的财产作为抵押借贷。

这样的借贷会在市场上出现什么行为？富户行贿，取得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在市场上转贷给贫户。今天某些人也在这么做，不管用什么样的渠道，拿到低息贷款，然后再转贷出去。富户虚报财产，富户和官吏勾结在一起虚报财产骗贷，骗官家20%利率的贷款，贫户由于没有财产，根本贷不到款，只能够从富户转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更坏的是官方低利率放贷，而农户拿到的贷款实际利率是80%到100%，财政只得到20%，剩下的谁拿走了？官员和豪富，农民的负担依旧。青苗法说是帮助农民，但对农民没有任何好处，利率还是那么高，因此青苗法推行不下去。

王安石派出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强行摊派，完成定额任务，农民必须贷，搞得各家鸡飞狗跳。朝廷也有风险，如果农户还不了贷款，就是国家储备粮的损失，朝廷非但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本金赔进去。

很多大臣上书攻击王安石，青苗法根本干不下去。梁启超非常推崇王安石，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不过连梁启超也承认，王安石其他的事做的挺好，青苗法还是可以探讨，金融应该由民间来办，不应该由官方来办。

当政府取代市场的时候，面临着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没有信息，要想把贷款如及时雨般的送到农户手里，同时又能够保证农户的偿还，必须要有每一个农户的信用信息。不用说古代官僚体系，就连现代官僚体系都不可能获得，金融最难的就是信用评估。第二个问题是官员没有激励，做好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官员的激励在于和富商勾结，大家从中牟利。

王安石经济上的所有新法都是困在这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激励。

另外，王安石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为什么不能成功？原因是官僚体系有强大的反对变革的激励，而推动变法的激励又非常微弱，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抑制豪强、辅助小农，但是豪强正是王安石所依靠的推动改革的力量，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

推动变法的宋神宗皇帝也发现，自新法推行以来，以朝廷官员的抱怨最多，反对最激烈的都来自士大夫和朝廷命官。变法伤害的是官员的利益，所以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成功的概率很低，因为官僚体系本身就是变法的受害者，不会有积极性来推动变法。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对信息提出很高要求，青苗法需要农户的信用信息，市易法需要官员了解天下物价，这在当时和现在都不可能做到。信息不对称还反映在主张变法的人无法得到下面的真实信息，依靠官僚体系推动变法根本不知道新法是什么效果。大跃进时期，各地浮夸报亩产万斤，连毛主席都信了，毛主席是农民的孩子，从农村走出来，他怎么会信亩产万斤？他就信了。这是官僚体系本身对信息的扭曲。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争端。在新法与旧法的争论中，一涉及到意识形态，变法派便处于天然的下风。司马光指责新法与民争利，违反儒家教义。王安石的反驳都是虚弱无力的，他只能是拉出尧舜禹，拉出三皇五帝，编一些不靠谱的故事来蒙混过关。所以，王安石必须要用新法的实际效果证明他的正确，而新法实际的执行结果又使他大为失望。

王安石不可能不失望，因为新法没有可能成功，解决不了信息问题，解决不了激励的问题，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只是把过去高利贷者的暴利收到官府囊中，只是把过去市场上大商人的商业利润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它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变法有人受益、有人受损，最后演变成为政治斗争，一旦变为政治斗争，变法的失败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最后做一个小结，王安石与商鞅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区别在于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而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邓小平的改革也是突破式的，突破了计划体制。王安石的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的变法依靠贫民和农民，邓小平的变法依靠农民和企业家。王安石的变法是单纯的顶层设计，商鞅的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府和商人利益的重新分配，其中也包括高利贷者，而商鞅和邓小平的变法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最后能够大体上做到在变法和改革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使制度得以存续下去。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