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是一双隐形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政府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政府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 6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政府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7埋葬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人们接受它,首先是因为无知——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第二是利益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三架马车”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个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资;投资不行了,就促进消费。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 “三架马车”作为一个恒等式,没错。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就犯了大错。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是为了消费。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我们制定8%、9%的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拼命刺激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现在变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汽车销售不好,就补贴汽车;家电销售不好,就补贴家电……为了追求GDP而消费,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投资。为什么要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未来的消费。今天投资1块钱,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如果不这样,投资就是浪费,不值得进行。但看一看我们现在,投资是为什么?为了增加总需求(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只是为了增加GDP,创造就业机会,办法有很多。让1000万人当小偷,然后再让1000万人当警察抓小偷。这2000万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看净出口。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200多年前就指出,贸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比如,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万,进口1100万,出口小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每到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就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搞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两败俱伤。 还有储蓄问题。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要增加投资。投资哪儿来?靠储蓄。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储蓄是坏事,花钱是好事,还把它表述为“合成谬误”现象。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8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多,包括凯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让人着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过去100多年,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这显而易见,但技术进步哪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知道,所以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剩余”。新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的自我积累,但还不够,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在发达国家里最高,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就这样,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应该说,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即使预测对,也不一定是好理论,可能是因为“瞎猫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出现矛盾,比如他们对反垄断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反垄断法》,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们态度开始改变。这是因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就看谁的失灵更多。这就是逻辑不一致,对市场支持不彻底,所以不能决定谁输谁赢。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数学应用的束缚。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现在,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上可处理来设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企业家这么重要,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保罗·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 9经济学的曙光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希望了?曙光还是有的。要理解市场,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最正确的经济学说。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市场是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 1929年大危机,只有两个人预测到,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经济周期,不读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不行的。他也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预测到的也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主任William White等人。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在每个人脑子里,它是主观的,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ad,如果你不让他去做,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没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是内生的,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理论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新大陆。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品牌;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因为这是企业的竞争手段。有人说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 外部性、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说它们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是因为如果没有市场,这些外部性和非对称信息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没有产品信息的不对称);说它们是市场存在的理由,是因为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政府的干预——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本质上都是计划经济。 市场真正的破坏力量在哪里?在政府对市场没有约束的干预。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还需要一天生意都没做过的发改委官员来指导,这不是很可笑吗?政府制定的所谓“产业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如彩电行业,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定点企业”都垮了,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联想是政府扶持的吗?腾讯公司是吗?都不是。让产业政策指导企业家投资就像让瞎子引路,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结果只会更糟糕。 10研究范式的转变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隐含的假设是:科学总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其实这不对,科学也可能倒退。举个例子,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他的理论不被人接受。托勒密的地心说长期统治人类的思想,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被接受。 经济学也是这样。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斯密理论160多年后,难道就比亚当·斯密理论正确吗?不一定。 193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最后,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不过,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并不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它的价值。像“地心说”,之前被认为是对的,它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人们日常观察到的现象,对于指导农民种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用于指导航海、指导宇宙空间旅行,就会发生误导。同样,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我们理解供求如何影响价格、价格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及对我们预测政府管制价格的后果(如短缺、排队、走后门、腐败),是有价值的,但它没有办法指导我们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取舍。 科学发展最大的阻碍可能是科学家本身。受过严格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接受新的学术范式很难,所以理论体系变革不容易。不过,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模板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有一种思想,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所以有了苏联、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还有理念冲突。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米塞斯说,“社会问题是社会学术状态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有偏颇的,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如果我们相信,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 在经济学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做的贡献并不多。如果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未来发生大的转型,中国经济学家也许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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