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史（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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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终结和计算辩论回顾

文：穆瑞·N.罗斯巴德

译：禅心云起

面对东方集团社会主义及中央计划令人震惊的革命性彻底崩塌，没人能够否认，其根源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灾难性的经济失败。苏联、东欧的人民和知识分子，不仅为言论自由、民主议会以及政治公开性呐喊。他们同时也在呼唤私有财产与自由市场制度。容我缅怀45年前，我读研究生那个时代的经济学权威，对持续20年的著名“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掩卷定案。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统统断定社会主义在经济学上无误，其本身的唯一问题是政治上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社会主义可以和资本主义一样顺畅无碍地运作。

米塞斯与计算论争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1920年提交这个计算问题的著名论文以前，[1]每一个人，无论社会主义者，还是非社会主义者，早已发现社会主义深受激励问题的困扰。举例而言，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获得同等收入，或变一种形式，人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会产生这个著名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谁会去扫垃圾？也就是说，是什么激励大家去做这样的龌龊之事，且尽力做好？换言之，就任何一个工种而言，是什么激励大家去努力工作，还富有成效？

传统社会主义的答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转变人性，把人的私心杂念去除干净，经过改造而创出一种社会主义新人。新人没有半点自利宗旨，或确切说，毫无自我决定的目标；他的唯一愿望就是服膺社会主义政府，尽力和拼命地实现政府设定的目标。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激进派如早期“战时共产主义”的列宁和布哈林，后期的毛与切，都寻求用所谓的“精神”激励来取代物资激励。这个奇想，被格雷（Alexander Gray）恰当而风趣地揶揄为“世界可以在一份诞辰授勋名单中找到推动力的念头（建议吾王倘若必要，一年过上165次诞辰）。”[2]社会主义者很快发现，无论怎么做，自愿方法都难以给予他们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可即便用尽最冷酷、最嗜血的方法，也无法成功造就这种有如机器人般的新人，证明了自由精神无法在人们心底泯灭。尽管系统实施恐怖长达数十年，社会主义者依然落得个惨淡收场。

然而，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独特及关键性，与著名的激励问题全然无关。米塞斯实际上在说：好吧，假设社会主义者已经能够创建一支强有力的大军，全体人民皆对其主人——社会主义计划者——惟命是从。那么，这些社会主义计划者要命令他们去做什么呢？他们怎样知道，该命令自己拼命卖力的奴隶生产哪些产品，要在生产的哪个阶段生产，每个阶段分别要生产多少，在生产中运用什么技术，使用什么原材料，每样分别使用多少，具体在哪里安排所有生产？他们如何知道自己的成本是多少，又如何知道某个生产过程是否具有成效？

米塞斯证明了，对于任何比鲁滨逊一人经济或原始家庭水平更复杂的经济而言，社会主义计划局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应如何回答任何这样的关键问题。米塞斯发展了重要的计算概念，指出计划局之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缺少私人企业家评估和计算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一个基于生产资料私有者追求利润的实际交换而能产生货币价格的生产资料市场。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计划局不可能计划或做出任何形式的理性经济决策。其决策必然是完全随意和彻底混乱的，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存在的确“不可能”（用反米塞斯主义者长期嘲笑的这个词）。

兰格-勒纳的“解决方案”

在整个20世纪20-30年代的激辩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还算足够坦诚。他们对米塞斯的批评给予重视，丢弃最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尤其是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的想象：工人不需要像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这样的建置（institutions），只要生产然后把产品放入社会主义的庞大货堆，每个人只要从这个货堆里“各取所需”。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还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变种，即应当根据固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向每个人支付报酬。相形下，后来被称为兰格-勒纳的解决方案（或较不常用但更加确切的兰格-勒纳-泰勒解决方案），在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中广受好评。它断言，只要社会主义计划局命令各经理决定种种账面价格，就可轻易解决计算问题。然后依据泰勒（Fred M.Taylor）教授的贡献，中央计划局能够采用与资本主义市场大致相同的方式找出合适价格：试错法。因此，给定一批消费财货，倘若账面价格定得过低，就会产生短缺，计划者就抬高价格，直到短缺消失，市场出清。如果相反，价格定得过高，货架就会有剩余，计划者就压低价格，直到市场出清。这个解决方案可谓简单自明！[3]

随着两部分构成的论文及后续著作的发表，兰格炮制了所谓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神话，这个神话在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怂恿推动下，被几乎所有经济学家接受，而不管他们是什么意识形态谱系。二战末期，我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时，发现这个神话被当成正统叙事（orthodox line）——由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柏格森（Abram Bergson）教授，苏联经济问题无出其右的专家，在演讲中大肆宣扬。实际上，美国经济学会于1948年选择柏格森教授宣布关于该论题的公认意见，柏格森以这样的正统叙事，为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盖棺定论。[4]

兰格-柏格森的正统叙事如下：米塞斯于1920年提出经济计算问题，一个从总体来讲社会主义者从未意识到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做出价值难以估量的贡献。然后，帕累托（Pareto）及其意大利门徒巴罗内（Enrico Barone）已经证明了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计算不可能性的挑战是不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也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必然存在供给量、需求量及价格方程式。这时，哈耶克（F.A.Hayek）和罗宾斯（Lionel Robbins）舍弃米塞斯的极端立场，撤回第二道防线：尽管计算问题可以在理论上解决，但在实践当中过于困难。由此，哈耶克和罗宾斯放弃关注不同本质的这个问题，转而立足于实践性或效率程度的问题。然而，现在幸运的是，泰勒-兰格-勒纳已经证明，放弃无货币或无价格社会主义或者按劳动价值论定价的乌托邦想法，社会主义计划局可以简单借助这个传统但好用的资本主义方法——试错法来解决这些繁难的方程组，从而成功地挽救了社会主义。[5]

在对计算辩论的看法中，柏格森力图保持权威。他把米塞斯的主张总结为：“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或（对于米塞斯来说是同样东西的）自由市场，也就排除了对这些财货旨在计算成本的理性估价……”柏格森的正确补充让米塞斯的观点更显犀利和非同凡响，想象一下，一个由超人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具有无限的逻辑推理能力，对不同消费财货以及当前、未来消费拥有完备的价值系统，对于生产技术拥有巨细靡遗的知识。即便是这样一个委员会，也无法合理地给生产手段估价。在米塞斯看来，如果没有这些财货的自由市场，关于资源分配的决策，就是建立在随意任性的基础之上。

柏格森尖刻评论说，这个“论点被轻松地解决了”，兰格和熊彼特的研究指出，正如帕累托和巴罗内所证明的，但凡给定嗜好和技术，即便没有引进市场过程，生产手段的价值通过估算也可以毫不含糊地确定。超人委员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决定如何分配资源以保证最优福利，只需求解帕累托和巴罗内方程组。 [6]

对米塞斯，柏格森说的就这么多。至于哈耶克-罗宾斯的实践性问题，他又补充道，这可以通过兰格-泰勒的试错法解决；如果还有什么残留问题，那都只是事关效率程度和政治选择。米塞斯提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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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勒纳解决方案的一些误区

即使在1940年，正统叙事的惊人幼稚也十分明显。哈耶克后来抨击熊彼特在市场之外“估算”的假设，这个表述“大概是指……对生产要素的估价蕴含在对消费财货的估价中，或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但……蕴含是一种逻辑关系，而它只有在所有建议同时为同一人所了解时，才能被富有意义地确定。”[7]

经济学家们都被说服了，他们相信兰格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都受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影响。例如，熊彼特是一位狂热的瓦尔拉斯主义者。在该模型中，经济始终处于静态一般均衡，一成不变的世界中的全部“数据”——嗜好或价值等级、替代技术以及资源列表是人所共知的，成本也是已知的，且总是等于价格。瓦尔拉斯世界还是一种“完全”竞争的世界，价格对所有管理者而言都是给定的。的确，泰勒和兰格证明了这一点：比起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计划局可以计算得更好，因为社会主义计划者可以确保“完全竞争”，而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则充斥着各形各色的“垄断”！社会主义计划者可以像空幻的瓦尔拉斯“拍卖人”一样，通过试错法旋即实现均衡。

姑且不论这种信任强制性政府垄断会自己与自己的某些部分处于“完全竞争”的明显错误，兰格模式还有一个严重缺陷，即认为一般均衡，一个没有给企业家才能留出任何余地的确定性世界，可被多少用来描绘真实世界。真实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给定”，只有变化不居，或系统的不确定性。由于这样的不确定性，用资产和资源下注以图盈利、竭力避损的资本家-企业家，是经济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这个角色无法用一般均衡世界来描绘。此外，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认为一般均衡是唯一合法“理论”；其他所有领域或问题，被当成仅仅事关实践或程度而不予考虑，是荒谬可笑的。一项经济理论，如果忽略了企业家在一个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作用，那么就因名不副实而毫无价值。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帕累托-巴罗内-兰格等人的“方程”不算什么好的理论；因为一项理论要成为“好”的理论，就必须对解释实际生活中用。[8]

兰格-泰勒试错法还有一个严重缺陷，它只关注消费财货的定价。给定特定类型的一批财货，零售商能够借助提价或降价来出清市场，这固然是事实。然而，正如米塞斯在1920年的开创性论文中指出，消费者财货并非真正问题。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想当然地主张，消费者可自由使用他们在一系列消费者财货上已经赚得的货币来表达他们的评值。即便劳动力市场——至少从原则上说[9]——会被视为这样的市场：自我所有的供给者对于自身劳动自由地接受或拒绝竞价，自由流动到不同职业当中。真正的问题，如米塞斯起初就坚持的，在于所有土地和资本财货的中间市场。生产商不得不利用土地与资本资源来决定各种消费财货的存量各应该是多少。这里，在数不胜数的市场当中，政府垄断者只能身兼每笔交易的买卖双方，这样的垄断-政府内部交易，渗透到发达经济的最重要市场——资本市场的复杂网格构造中。恰恰是这里，必然被计算混乱所占据；要干预资本财货结构当中关于生产价格及生产要素分配的巨量决策，是绝无理性可言的。

米塞斯的反驳：企业家

米塞斯地对兰格-勒纳“市场社会主义”论者进一步摧枯拉朽的反驳，实际上从未被当时的经济学权威，也没有被二战后的哈耶克主义者所考虑。在这两种情况下，学者们都急于这样处理米塞斯：他在1920年已经相当不错地做出开创性贡献之后，要么被兰格-勒纳所取代，要么被哈耶克所淘汰，视情况而定。而皆没有人愿意考虑：米塞斯继续阐述他的立场，对反对者采取严厉反击，或者米塞斯的“极端”构想竟然是正确的。[10]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当中，从讨论“试错”法入手展开反驳，并指出这一过程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当中才可行。在那里，企业家们有创造更大利润、尽力避免亏损之类的强烈动机，而这样一种标准，不适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财货或土地市场，因为这个制度中的所有资源，都被一个实体——政府所控制。

米塞斯持续回击，最终得出一个精彩的批判。这个批判不仅针对社会主义，而且针对整个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米塞斯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谬误，在于他们是从单个企业经理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企业经理无论追求利润还是避免亏损，都处在产业各个生产部门乃至企业本身已经获得给定、外部资本配给的严格框架当中。换言之，“市场社会主义”的经理也与之类似，他们并非资本主义市场的真正动力——资本家-企业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意义相对次要的企业经理。

正如米塞斯精辟总结的：

这个隐含[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提议和所有类似的提议，都有同样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这些提议人是从知识范围不超过附属任务的僚属职员的眼界来看经济问题。他们把企业的生产结构和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配置看作不变，而没有考虑到为适应情况的变动，这个结构有改变的必要……他们不知道企业职员的工作范围只在于忠实执行他们的老板——股东——所委托的任务……经理们的工作，他们的买进和卖出，只是整个市场运作的一个微小部份。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也完成所有资本财货配置于各种生产部门的工作。企业家和资本家创设公司和其它行号，扩大或缩减它们，解散它们或把它们与别的企业合并；他们买进和卖出老公司和新公司的股票债券；他们授予或收回信用；简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遍及资本和货币市场的全部活动。指挥生产事业以最好的方法去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是促进者和投机者的这些金融交易。[11]

米塞斯接着提醒读者，企业经理只执行“管理职能”，“一种永远不能成为企业家才能替代品的”辅助服务。谁是资本家-企业家？他们是“投机者、促进者、投资者和放贷者，（他们）在决定证券和货物交易市场与货币市场的结构时，就形成一个轨道，经理们受托应做的工作限于这个轨道以内。”米塞斯继续指出，关键问题不是管理活动，而是：“哪个部门的生产应该增多或减少，哪个部门的生产目标应该改变，什么新的生产部门应该创设？”简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关键问题是资本配置到企业和生产当中。“对关于这些问题，”米塞斯补充说，“不是忠实的公司经理和他的高度效率可以解答的。是把企业家才能与经理才干弄混淆了的人，是看不清经济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个经理制度，它是一个企业家制度。”

就在这里，米塞斯成功总结道，“市场社会主义者”从没有提议保留或执行，更不用说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当中特别重要的企业家功能：

谁也没有建议过社会主义可以招来一些促进者和投机者继续他们的投机事业，然后把他们的利润移交公库。那些建议为社会主义制度创设准市场的人们，也未曾想到保留证券和货物交易市场、远期交易以及银行家和金钱放贷者，作为准市场的建置。[12]

以上对米塞斯《人的行动》的引用是在说：社会主义计划局要他们的经理“玩市场”游戏，就好像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企图避免亏损的企业所有者一样行动，这是荒谬绝伦的。但关键要强调，米塞斯之所关注，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个人，还不如说是在整个生产结构当中决定关键资产配置的投机者和投资者。尚可以想象，一个人能够命令一位经理玩市场游戏，就好像他正在取得利润或承担亏损；但要叫投资者和资本投机者装作他们的财富危在旦夕，则显然是滑稽荒唐的。正如米塞斯补充说：

一个人不能玩投机和投资游戏。投机者和投资者是把他们自己的财富命运作赌的。这个事实使得他们要向消费者——资本主义经济的终极老板负责任。如果我们解除他们这个责任，我们就是取消了他们的特征。 [13]

曾有一次，在纽约大学的米塞斯研讨会上，我问米塞斯是否考虑过，面对从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到纯粹极权主义经济的种种类型，可否挑出一个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能指出一个经济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米塞斯爽快地回答：“是的，关键在于有没有股票市场”。也就是说，这个经济是否存在一个发育成熟的土地与资本财货名义所有权（title）市场。简言之：从根本上说，资本配置是由政府还是私人所有者决定？当时我尚未完全理解米塞斯答案的至关重要性，直到最近，当我潜心研究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米塞斯分析法相比哈耶克分析法的巨大优势时，才恍然大悟。

总之，对于米塞斯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成功发挥功能的关键，是私人所有者和投资者的企业家预测和决策，而断然不是在企业家及资本市场设好的框架中由公司经理做出的次要决策。而且十分显然，兰格、勒纳和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仅仅考虑到相对次要的经理决策。这些经济学家从未理解投机预测及资本市场的功能，因而也就丝毫未曾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复制这些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4]这不足为奇，因为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微观模型中，既没有资本结构，也没有资本功能，资本理论完全消失在“增长理论”即宏观总资本的均质增长当中。资本配置被视为外部的及给定的，因此不列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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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8-4-1 21:14
兰格-勒纳解决方案的一些误区
即使在1940年，正统叙事的惊人幼稚也十分明显。哈耶克后来抨击熊彼特在 ...

资本结构

熊彼特和奈特（Frank H.Knight）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都是作为个人反对社会主义，却由于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信仰及真正资本理论的欠缺，而误入歧途地强烈赞成正统观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经济计算问题的有趣例子。尤其是在资本理论上，熊彼特和奈特都是克拉克（J.B.Clark）的门徒。克拉克否认时间在生产过程中起任何作用。对于熊彼特而言，生产不花半点时间，因为生产和消费总是“同时发生”。时间从场景中被删除，甚至假设不存在任何资本财货积累，从而也不存在这些财货的任何时间结构（age structure）。由于生产奇迹般同时发生，也就没有必要从资本家的积蓄中，向土地或劳动力预先支付。熊彼特彻底把资本与其具体化——资本财货脱离开来，将这个概念局限在用于购买这些财货的货币基金，从而大功告成。[15]

奈特，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前辈，狂热信奉克拉克的观点：时间偏好对生产者支付利息没有任何影响，生产是同时发生的，这样时间在生产结构中不起任何作用。因此，服膺当代正统的观念，奈特相信，资本类似一种质地均匀、自我延续的墨水滴（blob），而不具有网格状的时间结构。奈特对庞巴维克及奥地利学派资本、利息观的强烈反对，接着将他引向了20世纪30年代一场在期刊论文上关于资本理论的著名论战，一场因凯恩斯主义演进以致奥地利学派缺席，结果让他不战而胜的论战。[16]

奈特在他1936年的论文为兰格的“出类拔萃”欢呼之后，给予米塞斯《社会主义》负面评价，把社会主义计算辩论轻蔑为“大体上是在喧嚣吵闹”。对于奈特，“经济生活的技术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一如既往，因此“各生产技术单位——农场、工厂、铁路，商店等等的经理，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经营”，这简直是“自明之理”。注意，对于至关重要的资本市场，或对于各生产部门的资本配置，他根本没有半点提及。如果资本是一个自动更新、质地均匀的墨水滴，一个人需要关心的一切，就是这个墨水滴的扩张。因此，奈特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问题，要以社会和政治心理学为条件进行讨论，经济理论相对没什么可说。”[17]奈特的正统芝加哥学派经济理论，当真就是如此！

熊彼特和奈特对这个问题幼稚又自大的不屑一顾，与哈尔姆（Georg Halm）教授对社会主义米塞斯式的尖锐批评相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

因为资本不再由无数私人而由本身直接处理资本的集体所有，利率就不再列入考虑。唯有当需求与供给在市场上相遇，定价过程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当资本从一开始就处于它的未来使用者，此情况中即社会主义中央局的控制下，就既没有需求、也没有供给。

如今或许有人认为，由于利率不能自动确定，就应当由中央当局决定。不过，这同样是完全不可能的。就算中央当局对它拥有或获取……的特定种类资本财货数量多少是清楚的，对于各生产部门现有工厂的产能也是清楚的，但它对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如何，仍然一无所知。因为生产手段的稀缺性，一定总是与对它们的需求相联系，而需求的波动，引起前述财货价值的变动……

消费财货的价格是设定好的，因此需求强度乃至生产手段的价值也是确定的，如果这点受到反对，这将是一个更进一步的严重错误......对于生产手段也即劳动力和资本货物的需求，仅仅是间接的。

哈尔姆又说，如果在制造消费财货时，只有单一生产要素，社会主义“市场”有可能确定其适当价格。然而，在现实世界里面，这并不切合实际，多个生产要素在不同市场中参与了财货的生产。

哈尔姆还补充道，与他的上述让步相反，中央当局甚至根本不清楚它所利用的资本有多少。因为资本品是异质的，因此，“一家工厂的全部设备如何能够与另一家工厂相比较？即便只有两种资本财货，又如何能够比较它们的价值？”简言之，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市场中每种财货的货币价格手段进行这样的比较，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缺乏从市场中产生的真正货币价格，任何这样的价值比较从而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没有办法合理估算任何生产过程的成本（这依赖于要素市场中的价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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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8-4-1 21:14
资本结构
熊彼特和奈特（Frank H.Knight）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都是作为个人反对社会主义，却由于对瓦尔 ...

米塞斯的反驳：评值和货币估价

在他1920年的开创性论文中，米塞斯强调：“只要放弃了自由决定的高级财货货币价格的概念，合理的生产就彻底不可能。”然后米塞斯预言：

一个人可以预料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工厂开工。但只有极少数在生产立即可用的成品，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的将是半成品及生产者财货。所有这些问题将相互关联。每一件财货在可以使用以前，都会经过一系列阶段。不过，在这个无休止辛苦忙碌的过程当中，当局将缺少任何检测成果的手段。它永远无法确定，一件给定财货在必要生产过程中是否耗时过长，用工及用料在其完成时是否浪费。如何才能决定是这种还是别种生产方式更有利可图？它充其量也只能够比较可消费的最终产成品的质量和数量，而几乎不能比较生产当中花费的成本。

米塞斯指出，即便政府能够知道，它试图实现怎样的目的，什么财货最受迫切需要，它也根本无法知道理性经济计算所需要的其他关键要素：各种生产手段的估价。而在资本主义市场当中，这种估价可通过所有产品及其要素的货币价格来决定。[19]

米塞斯的结论是，处于社会主义经济，也就“处于‘无秩序’生产方法“的经济当中，仅能靠不合理装置做毫无意义的产出。车轮即便转动也无法前进。”[20]此外，在他后来对帕累托-巴罗内方程支持者的反驳当中，米塞斯指出，关键问题不仅在于经济从来不会处于由这些微分方程描述的一般均衡状态。均衡模型除了其他严重问题（如：社会主义计划者现在不知道未来均衡中他们的价值等级；货币及货币交换符合不了这种模型；生产要素单位既非完全可分也非无穷小——不同人的边际效用无法等同——无论在市场上还是在其他地方），凭借那些已经或能够达到“假设均衡状态”的东西，方程“提供不了关于人的行动的任何信息“。总之，对于怎样从已有的非均衡状态出发实现一般均衡目标，方程组无论如何提供不了任何信息。

米塞斯特别指出：“为着讨论简便起见，即令我们假定有个神秘的灵感，使这位统治者能够不靠经济计算来解决关于生产活动如何作最有利安排的一切问题，并且假定他所必须追求的那个最后目标的清晰影像常留在他心中。”仍然有些关键问题不得不靠经济计算来解决。因为社会主义计划者没有从零起步构建一个最完美设计以实现其目标的资本财货结构。他必定是从过去许多阶段产生的，并由过去的消费者评价和过去的生产技术方法确定的资本财货结构起步。构建出现有资本结构的，是程度各异的过去决定因素，而任何人都必须从现在利用这些资源，尽可能实现当前和预期的未来目标。对于这些性质迥异的各种选择，数学方程组可没有丝毫用处。[21]

最后，直到今天仍被忽视的是，米塞斯观点的独特基础，把他及他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性”，与哈耶克及哈耶克主义者区分开来。尽管米塞斯在其回忆录中清晰表达了其计算理论的基础及原理，可这种忽视仍在延续。[22]米塞斯，不像哈耶克和他的追随者，在证成自己的观点时，把注意力放在一般均衡模型的缺陷；也不单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导致了他的挑战。

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观点，可追溯至他的第一部伟大作品《货币与信贷理论》（1912年）。在将货币理论和“微观”边际效用理论整合的这个著名过程中，米塞斯率先意识到，市场上消费者的主观评价（和劳动力）纯粹是序数的，没有办法定量。但市场价格是基数的，可以按货币定量。由于市场货币价格的存在，各种财货之间可以进行基数比较和计算（例如，一顶10美元帽子“值”一块2美元面包的5倍）。[23]但米塞斯意识到，这个洞见意味着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正如熊彼特），即市场将消费者财货的价值“估算”给生产要素。价值并不直接被“估算”。估算过程只是间接凭借市场上的货币价格发挥作用。必然缺少土地和资本财货市场的社会主义，也就因此必然缺少计算与比较各种财货和服务的能力，故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源的任何合理配置的确都是不可能的。[24]

那么，对于米塞斯而言，他在社会主义计算方面的著作，是他对直接交换和货币交换——在“微观方面”及“宏观方面”扩展及合并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与信贷理论》当中已经开始，只是尚未完工。[25]

哈耶克和柯兹纳的误区

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的正统叙事，误认为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如罗宾斯）向帕累托-巴罗内方程屈服，放弃米塞斯的“理论性”方法，转而依靠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实践性”反对。[26]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哈耶克还不至于承认一般均衡数学方程对正确经济理论的垄断。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彻底变换了“奥地利学派”见解的整个焦点，曲解了米塞斯的论证，或有意暗中转移了辩论的关键条件，这也不假。

总而言之，哈耶克及哈耶克主义者舍弃米塞斯所用的“不可能”，视这个词为令人难堪的含糊其辞，是决非偶然的。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计划局的主要问题是欠缺知识。如果没有市场，社会主义计划局就无法了解消费者的价值等级，无法了解资源供应或可资运用的技术。对于哈耶克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自由市场价格“信号”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播知识的的重要手段。一个静态一般均衡经济能够克服哈耶克分散知识的问题，因为最终来看，所有数据都会被大家知道，但现实世界中变化不居的不确定数据，妨碍了社会主义计划局获取这样的知识。因此，在哈耶克眼中，支持自由经济及反对政府统制经济，向来需要依靠一个源自无知的论证。

然而对于米塞斯，核心问题并非“知识”。他明确指出，即使社会主义计划者是全知的，并急切想要满足消费者的价值优先等级，即便计划者享有全部资源和全部技术的完美知识，由于缺乏生产手段的价格体系，他们仍然没有能力计算。问题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可计算性。正如萨勒诺教授所指出的，当前——或转瞬即逝的“过去”——价格所传递的知识，是不久前的消费者评价、技术、供应等。但行动人感兴趣的，是把资源投入到生产和销售中去，是未来的价格，且对资源的当前处理是由企业家完成的，而企业家的功能是评估——预测——未来的价格，并相应地分配资源。正是这种以追求利润、避免损失为动机的估价企业家的核心关键作用，不可能由缺少生产手段市场的社会主义计划局来履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市场，就没有真正的货币价格，企业家也决不可能按基数货币条件进行计算和估价。

从更富哲学意义的角度来讲，哈耶克对于“知识”的整个强调是错置失当的。人的行动目的不在于“知道”，而是利用手段满足目标。萨勒诺敏锐总结了米塞斯的见解：

价格体系不是——从人的行动学上讲不可能是——节俭利用和交流传递有关生产计划之知识的机制（哈耶克的见解）。历史实现的价格乃估价的辅助，估价是一种心智活动，是用理解力来评估与经济数据预期情况相符的价格关系之定量结构。预期的未来价格并非知识工具；他们是经济计算的手段。而经济计算本身不是获取知识的手段，而是在社会劳动分工背景下理性行动的先决条件。它向各个人提供一样必备工具，以实现社会行动手段和目标的心智理解与比较，而无论他们的知识禀赋是什么。[27]

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柯兹纳教授支持哈耶克的见解。对于哈耶克和柯兹纳，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即知识的展开。这种市场观及世界观并未真正认识到企业家并非作为一个“发现者”，而是作为一个动态冒险者，冒着评估和预测一旦出错就会受损的风险。柯兹纳对“发现过程”的承诺，极适合于他自己关于企业家功能作为“警觉性”——不同企业家对他们看到和发现的机遇有着种种警觉——的原创概念。但这种观念完全误解了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可不是简单的“警觉”；他在预测；他在评估；他通过追逐利润、避免损失来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如萨勒诺指出，就他们所讲的一切动态和不确定性而言，哈耶克-柯兹纳“企业家”出奇地消极冷漠，接受和被动吸收市场赋予他的知识。哈耶克-柯兹纳企业家比他们认为的，更加接近于瓦尔拉斯虚构的“拍卖人”：他们在市场当中回避所有的实际交易。[28]

不幸的是，虽然柯兹纳清晰阐述了哈耶克的见解，但他模糊了辩论史，声称后期米塞斯随哈耶克改变（或至少“详尽阐述”）了1920年的原有“静态”观点。但恰恰相反，萨勒诺指出，“后期”米塞斯明白地拒绝把未来的不确定性视作计算问题的关键。米塞斯在《人的行动》当中说，计算问题关键不在于“所有人的行动指向未来而未来是不确定的”。不，社会主义有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当前我们是从我们的现有知识及我们对未来状况的预测这个角度出发来计算。我们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即（社会主义）统治者能否预测未来的情况。我们所想的，是统治者无法从自己现有的价值判断及自己现有的对未来状况的预测这个角度出发来计算，而不论它们是什么。假如他今天投资罐头行业，消费者的口味发生变化，或关于罐头食品有益健康的意见转变，到头来把他的投资变成不当投资。但是，他今天究竟怎么能够得出要用什么方法来最经济地建造和配备罐头厂？

如果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大家预料到公路运输和空中运输将要大大发展，那时就不会建筑那许多铁路了。但是，那些当时建造铁路的人，从他们评估及预测当时反映消费者评价的市场价格的角度出发，知道在一些可能的方法中，不得不选择其中的哪一个，来实现他的筑路计划。这就是这个统治者所缺乏的识见。他像一个不熟习航海术而在远洋航行的水手……[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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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8-4-1 21:15
米塞斯的反驳：评值和货币估价
在他1920年的开创性论文中，米塞斯强调：“只要放弃了自由决定的高级财货 ...

解答方程和兰格的最后遗言

哈耶克及哈耶克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幸表述之一，是他们对社会主义计划者在计算或解答那些亟需用来计划价格及分配资源的全部供求函数、“联立微分方程组”中所谓困难的强调，引起了社会主义计划的唯一问题是“实践性”而非“理论性”的普遍误解。如果社会主义计划依靠帕累托-巴罗内方程，那么究竟如何知道所有的这些方程，特别是在价值、资源和技术数据必然持续变化的世界中？

罗宾斯这个方程-繁难分析法始自他对1929年大萧条的研究。与米塞斯一样，姑且承认计划者可以容许一个消费财货的市场，从而能够判断消费者偏好，罗宾斯正确补充道，社会主义计划者也将不得不“知道生产要素在生产的所有可能选择当中的相对效率。”然后不幸的是，罗宾斯补充说：

在本文中，我们可以设想， 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数学运算来解决。我们可以想象，绘制了表达消费者需求的表格……我们可以设想那些正在给予我们生产力的技术信息……能由每个生产要素的各种可能组合产生。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够构造一系列联立方程组，其解答将显示要素的均衡分配和商品的均衡生产。

但在实践中，这样求解是决不可行的。这有必要在数以百万计的数据表的基础上绘制数以百万计的方程，又要以数以百万计的个别估算为基础。当这些方程被解答时，这些信息所依据的东西早已过时，从而需要重新计算。 [31]

尽管罗宾斯关于数据变化的辩驳自始至终都很正确，却协助把米塞斯强调的“即便静态”和“全知”计算分析法转移到哈耶克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了一种普遍流行的谬见，即不同于米塞斯，在不能计算所有这些联立方程组的意义上，罗宾斯对社会主义的抨击只是“实践性”的。此外，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的结论中，哈耶克提出为什么统治者无法知道基本数据的所有原因之一，是他们将不得不应付“数以万计”的未知数。

这意味着在每一个连续时刻，每一个决定都必须基于一个等数量联立方程组之解，一项以目前已知的任何手段，穷其一生也无法解决的任务。可是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被连续做出……[32]

兰格对“解答方程”论的复杂反应值得一提。他1936年的论文，长期被视为这一主题的定论，文中对该问题的条件加以嘲弄。采用他的“准市场”社会主义方法，忽视米塞斯所说必然缺少任何土地或资本市场的关键问题，兰格简单说，计划者没必要担心这些方程，因为它们将被社会主义市场“解决”：

中央计划局没有必要非得去求解几十万……或者……数以百万计的方程。要“解答”的“方程组”，仅仅是那些消费者和生产工厂经理的方程组。在目前经济体制当中解决的，都是完全一样的“方程组”，“解答”者也都一样。消费者……和经理……通过试错法来“解答”。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高等数学毕业。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每天自己“解答”至少数百个方程，例如，购买报纸或决定在一家餐厅用餐，想必他们为此不需要使用行列式或雅可比矩阵。[33]

因此，正统新古典经济学权威人士解决了计算辩论，兰格-勒纳成为受欢呼的胜利一方。因此当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莅临他的祖国波兰，兰格教授离开了芝加哥大学的舒适囚笼，力图使他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波兰的美好新世界发挥影响。兰格成为波兰驻美大使，然后是波兰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最后担任波兰经济委员会主席。而在这整个时期乃至以后，波兰——或其他任何共产党政府，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哪怕一次——尝试把任何稍稍类似于兰格设想的会计-类型的、市场-游戏的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相反，他们都实施看起来老套但很管用的斯大林指令经济模式。

没花多长时间，兰格就转向坚持斯大林模式。事实证明，兰格的确在战后波兰力主坚持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必然，反对他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兰格于1958年反对他自己的准-分权式市场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透露说“在波兰，我们曾讨论，这样一段时期的高度集中计划管理是历史必然，还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持这是历史必然的看法。”

为什么？现在兰格声称：“破除一种社会制度及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过程，需要新革命政府对资源集中处置，从而进行集中管理和集中计划。”

其次，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欠发达？——“社会主义工业化，特别是急速的工业化，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苏联……需要集中处置资源”，但兰格承诺，不出多久，历史辩证法就会要求社会主义政府来组织整体计划当中的准-市场、分散决策。 [34]

然而，在他1965年去世前不久，兰格在受忽视的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最后遗言中含蓄透露，在他真的见到计划当局用以解决所有这些数以百万计联立方程的方式时，就明白他的社会主义市场“解决方案”充其量只是一场愚弄！他关于每个人每天只要非正式“解答方程”的戏谑也意外消失了。相反，现在要用技术来拯救计划局！兰格说：

假如让我改写我的文章[“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今天我的任务会简单许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将是：有何困难？让我们把联立方程组输入计算机，我们不到一秒钟就会获得解答。市场过程及其麻烦无比的实验试错是陈旧过时的。的确，它可以被认为是前电子时代的计算装置。[35]

事实上，兰格声称计算机优于市场，因为它可以更好的进行长期计划，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那个市场似乎无法获得的“未来影子价格”。

兰格对早期计算机神奇计划性的天真狂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当中那些目睹其经济如此不可动摇地在困境中愈陷愈深、运用计算机也无济于事的经济学家和人民，只能算作一个冷笑话。显然兰格尚不知道这个关于计算机的格言——“垃圾进，垃圾出”。他也不知道最高苏维埃经济学家的最新估计，即便假设计划局及其计算机可以掌握正确数据，就算采用最新一代的计算机，也要花上3万年才能加工信息和分配资源。[36]

但在兰格最后论文中，有比他对计算机最新技术魔力的天真信念更重要的缺陷。他渴望解答方程组的方法，而早先他声称这些方程不需要有意识地求解，证明了他在主张他的伪市场试错法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计算问题时，是毫无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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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8-4-1 21:15
解答方程和兰格的最后遗言
哈耶克及哈耶克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幸表述之一，是他们对社会主义计划者 ...

社会主义不可能性和存在之辩

自1917年以来，或自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大踏步跨入社会主义以来，反对米塞斯责难、捍卫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人，有一条死抱不放的最后防线。对所有关于一般均衡、方程、企业家、瓦尔拉斯试错机制的论证都重新考虑过，社会主义捍卫者简单地退守这一点：好，社会主义存在，不是吗？不管说什么，也不管做什么，社会主义存在，因此它必然有种种原因是可能的。显然，米塞斯一定是错误的，即便是哈耶克或罗宾斯的“实践性”论证，仅仅关系效率程度的论证，也需要静下来考虑。在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著名调查文章的末尾，柏格森教授毫不遮掩地提出：

这场辩论几乎毫无余地：社会主义当然可行。对此，兰格肯定是有说服力的。但如果这是唯一问题，人们不禁要问，本阶段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证明。毕竟，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运作了三十年。如果对此还有什么可说，那就是它还没垮掉嘛。[37]

首先，这个洋洋自得的结论，现在可以断定是空幻的，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显然已经垮掉。如今事实表明，柏格森、美国中情局和其他苏联问题专家，几十年来按面值采纳的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指数，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不仅用来欺骗美国，还用来欺骗苏联管理层自己的统治精英。即便现在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得知关于这些名不副实数据的最后真相时，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都还犹豫不肯接受。

然而，除了这一切，这类看似对于米塞斯批判者决定性的经验反驳，还揭示了用所谓简单粗暴“事实”来反驳人的行动科学理论的危险性。为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真的拥有充分彻底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理由相信，尽管付出了努力，共产主义统治者却没有能力去实施全面彻底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央计划。一方面，现在已知，整个苏联经济和社会，充斥着一个黑市和逃避管制的庞大网络，由一个普遍存在的、被称为“拉关系”（blat）的、可避开管制的贿赂体系所维持。非法企业家及劳工队伍，与无法实现年生产指标的经理们打交道，帮助他们完成指标并获得账外报酬。至于外汇黑市，早已被每位游客所熟知。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前很长时间，这些国家就停止了消灭硬通货黑市的努力，尽管这些黑市在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街头上公然可见。如果没有那些靠贿赂维持、不受控制的黑市，共产主义经济可能早就崩溃了。[38]这一历史观点，也得到波兰尼“控制范围”理论的支持。该理论从一个与米塞斯相当不同的角度，否认了有效中央计划的可能性。[39]

然而，决定性的反驳再一次来自米塞斯《人的行动》：苏联和东欧经济并非彻底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毕竟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当中的岛屿。共产主义计划者因此能够，尽管笨拙而不尽完善地利用世界市场的定价，作为资本资源定价和分配的基本指导方针。正如米塞斯指出：

人们没有看出，它们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是在价格制度仍在工作的环境中运作。它们之能够作经济计算，靠的是国外的物价。如果没有这些物价的帮助，他们的行为将成为无目的、无计划的。只因为他们能够藉助于外国的物价，他们才能计算、才能记账、才能准备他们所常说的计划。[40]

米塞斯的观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得到证实，英国经济学家彼得·怀尔斯访问波兰，就在那里，兰格帮助计划社会主义。怀尔斯当时就问波兰经济学家，他们如何计划经济体系。怀尔斯报告说：

实际发生的是，“世界价格”，也即资本主义的世界价格，被运用于全（苏联）集团内部的贸易。它们被转换成卢布价格……用于双边账目清算。

怀尔斯接着问波兰共产主义计划者这个关键问题。因为波兰人，作为优秀的马列主义者，想必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快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怀尔斯问道：“如果没有'从中可以获得所有这些关键价格的'资本主义世界，你们怎么办？”波兰计划者相当玩世不恭地回答：”船到桥头自然直。”怀尔斯补充道：“假如他们已经抵达桥头：由于没有世界市场，定价就会出现极大困难。”[41]

但对于世界及波兰计划者本身而言，幸运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被迫穿过那座桥。

结语：社会主义的终结和米塞斯雕像

在他1936年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计算辩解的所谓决定性文章中，兰格赠给米塞斯一度闻名的讥讽。兰格在文章开始处，语带戏谑地为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欢呼：“社会主义者肯定有理由感激米塞斯教授对他们事业的故唱反调。因为他强有力的论争，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一个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性……引起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看待这个问题。这要完全归功于米塞斯教授。”兰格接着嘲讽米塞斯：

无论是作为承认他巨大贡献的表达，还是作为良好经济核算重要性的纪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化部或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米塞斯教授的雕像都应该光荣地占据一席之地。

兰格又说：“恐怕米塞斯教授不会喜欢被唤起认识的社会主义者对于他功劳的这唯一适当的报答方式……”他想出一法，有望结束米塞斯的窘迫不堪：

一位社会主义教师也许会邀请他辩证唯物主义班级的学生一同去瞻仰米塞斯的雕像，以举例说明黑格尔“理性的狡计”如何使得即便最坚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知不觉地服务于无产阶级的事业。[42]

但奇怪的是，在波兰担任社会主义计划者的岁月中，兰格从未设法在华沙的社会化部里竖立米塞斯的雕像。或许是社会主义计划没有取得足够成功，无法如愿给予米塞斯这个荣誉——或许是没有足够资源来建造这座雕像。无论如何都已经没有机会。东欧国家现在处于20世纪30年代所谓“伟大社会主义实验”制造的废墟里面。

从社会主义崩溃的废墟中，涌现出无数米塞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可不止是一个冷笑话。甚至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家当中流行的讽刺段子是，在国际经济会议上：“西方经济学家讨论计划的荣耀，而东方经济学家则谈论自由市场的美德。”现在米塞斯主义经济学家如雨后春笋般从波兰、立陶宛、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特别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废墟中脱颖而出。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还是马列主义，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说，都不再具有任何魅力。

在所有这些国家，列宁的巨像被毫不客气地从公共广场推倒。东欧即将到来的自由社会，无论是否选择被奉为解放先知的米塞斯的雕像来替代，有一件事似乎可以肯定：在克拉科夫或华沙都不会竖起兰格的雕像。难以看出，理性的狡计和黑格尔辩证法如何能证明兰格是未来波兰自由放任经济的一个预言家或重要贡献者。也许最贴切的是1989年革命期间流行于东欧的一句辛酸讽刺：“共产主义可被定义为从资本主义通往资本主义的最长路线。”

文：穆瑞·N.罗斯巴德

译：禅心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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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8-4-1 21:15
社会主义不可能性和存在之辩
自1917年以来，或自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大踏步跨入社会主义以来，反对米塞 ...

注解：

[1] 米塞斯的论文于1920年在德国出版“ Die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 was only made availablein English in 1935: Mises, “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Commonwealth, “ in F. A. Hayek, ed. ,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London:Routledge and Sons, 1935), pp. 87–130.这篇论文由米塞斯研究院作为专著再版，由萨勒诺（Joseph T.Salerno）教授题了一篇著名的后记(Ludwig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Socialist Commonwealth[Auburn, Ma. :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0]).

[2]AlexanderGra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London: Longmans, Green, 1946), p. 90.

[3]兰格的著名论文原分为两部分：”On the EconomicTheory of Socialism,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October 1936): 53–71, andibid. 5(February 1937): 132–42; Fred M. Taylor's article was” The Guidance of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March 1929);Taylor was reprinted and Lange revised and published in Oskar Lange and Fred M.Taylo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B. Lippincott, ed.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8).

[4] Abram Bergson,“ Socialist Economics, “ in H. S. Ellls, ed. ,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Economics(Philadelphia: Blakiston, 1948), pp. 412–48.

[5]兰格写就论文时，以哈耶克在他第一篇文章发表前一年出版的关于这一论题的文选为对照。哈耶克文选包括米塞斯的开创性文章、皮尔逊和哈尔姆的其他贡献，哈耶克本人两篇文章及巴罗内对米塞斯的所谓反驳。参阅Hayek,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6]Bergson, “Socialist Economics, “ p. 446.

[7]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 in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Ord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 90.

[8]把巴罗内的论文欢呼为对米塞斯的驳斥再蠢不过，事实上该文发表于1908年，早于据说它驳斥的米塞斯论文12年。米塞斯肯定知道但印象不深。此外，巴罗内和帕累托只能自嘲其方程有益社会主义计划的看法。See Trygve J. B.Hof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1949; Indianapolis,Ind. : LibertyPress, 1981), pp. 222–23.

[9]在这里，在他论证的其他部分——就如我们以下进一步看到的——米塞斯倾向于姑且承认市场社会主义者最好的理由，暂不考虑这样的自由消费者或劳动力市场，在一个政府充当唯一卖方以及劳动力唯一买方的世界当中是否真的可能。

[10]米塞斯的后期反驳，见于Human Action(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694–711.对于权威，辩论据说在1938年就告终了。哈耶克对辩论的研究甚至不屑提到《人的行动》的例子参阅 Karen I.Vaughn, “ Introduction, “ in Hoff, Economic Calculation, pp. ix-xxxvii.事实上，在更早论文中，沃恩耻笑“米塞斯所谓在《人的行动》当中的最后反驳大体而言只是好辩而已，忽视了真正的问题……”in Lawrence Moss, ed. TheEconomics of Ludwig von Mises(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1976), p. 107. 哈耶克的学说将以下处理。

关于米塞斯对辩论的杰出贡献，不仅不应受忽视，而且辩论应以其贡献为基础的最新例子，参见Joseph T. Salerno, “ Ludwig vonMises as Social Rationalist, “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4(1990): 36–48.Also see Salerno, “ Why Socialist Economy isImpossible, “ a Postscript to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Auburn, Ala. : Ludwig vonMises Institute, 1990).

[11]Mises, Human Action, pp. 703–04.

[12]Ibid. , pp.704–05.

[13]Ibid. , p.705.

[14]事实上，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匈牙利，现在允许股市，虽然小而残缺，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也正在认真考虑引进这样的资本市场，显示东欧正在进行的去社会主义化的这种重大意义。

[15]参阅Murray N. Rothbard, “ Breaking Out of the Walrasian Box: The Cases ofSchumpeter and Hansen, “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1987): 98–100, 107.(Available in PDF. )

[16]关于 Knight与 Hayek, Machlup及Boulding20世纪30年代的论争，参阅F.A.Hayek, “TheMythology of Capital, “ in W.Fellner and B.Haley, eds. ,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lncomeDistribution(Philadelphia: Blakiston, 1946), pp. 355–83. 关于奈克对于奥地利贴现边际产品理论的攻击，代表着现在正统的非贴现（由时间偏好）边际产品理论，参阅Earl Rolph, “The Discounted Marginal Productivity Doctrine, “ ibid. , pp. 278–93. 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反驳，参阅 Murray N.Rothbard, Man,Economy, and State, vol. 1(Los Angeles: Nash, 1970), pp. 431–33; and Walter Block, “ The DMVP-MVP Controversy: A Note, “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4(1990): 199–207.

[17] Frank H. Knight, “ Review of Ludwig vonMises, Socialism,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6(April 1938): 267–68.在这份期刊关于同一主题的另一篇回忆当中，奈特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有“资本市场”。但很显然,他只是指一个贷款市场，而不是贯穿整个生产结构的真正证券市场。这里，米塞斯在《人的行动》当中再度对于此类方案给予毁灭性的批判，他指出竞得政府计划局资金的经理并不拿自己的财产叫价或冒险，因此他们将“在他们不怕借款的利率太高对自己有何金钱上的危险而受到限制……所有这些不安全的危险，只有落在社会身上，社会是一切可用资源的所有者。如果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把可用资金借给那些叫价最高的人……等于让位给最不小心的空想家或恶棍。”参阅Knight, “ Two Economists onSocialism,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6(April 1938): 248; and Mises, HumanAction, p. 705.

[18]Georg Halm, “ Further Considerations onthe Possibility of Adequate Calcul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 “ in Hayek,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pp. 162–65. Also see ibid. , pp. 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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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18-4-1 21:17
注解：[1] 米塞斯的论文于1920年在德国出版“ Die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

[19]Mises, “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 pp.106–08.

[20] Ibid. , p. 106. 这个1920的结论极类似于1989年波兰流行的讽句，路易斯维尔大学的Krzyztof Ostazewski教授报告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低能儿操纵的价值切碎机” 。

[21] Mises, Human Action,pp. 706–09:正如米塞斯所说“就连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者也一再地说：使他们的大计划得以成功的，是迄今累积的大量财富。但是，同时他们又漠视这个事实——这些财富大部份是依存于过去生产出来的资本财货，从现在的评价和技术知识的观点来看，或多或少是陈旧了的。”Ibid. p. 710.  

[22] 见 Mises's Notes andRecollections(Spring Mills, Penn. :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 112.另参阅Murray N.Rothbard, Ludwigvon Mises: Scholar, Creator, Hero(Auburn, Ala. :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88), pp. 35–38.

[23]那么在市场上，消费者按序数评价财货和服务，而企业家按基数估价（估计和预测未来的价格）。参阅Mises, HumanAction, pp. 327–330; Salerno, “ Mises as SocialRationalist, “ pp. 39–49; and Salerno,“ Socialist Economy is Impossible. “

[24]米塞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他们[社会主义者]未能看到第一个挑战：总是包含取舍也即做出不等评值的经济行动，怎能够凭借方程转化为相等评值？因此社会主义支持者荒谬建议数学交换的替代方程，描绘了在市场经济中消除人的行动的图景。”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p. 112.

[25]他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商业周期理论完成了这样的合并，接着是他里程碑式的论文《人的行动》。

[26]除了哈耶克和罗宾斯对于所谓社会主义计算或“计数”困难的不幸强调。见下文。

[27]Salerno, “ Mises as Social Rationalist, “ p.44.

[28]Israel M. Kirzner, “ TheEconomic Calculation Debate: Lessons for Austrians, “ Review of AustrianEconomics 2(1988): 1–18[PDF]. 哈耶克在此文中造出“发现过程”这个词，见 F.A.Hayek, “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 in New Studies in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Chicago: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78), pp. 179–90. 对柯兹纳企业家概念的批判参阅Murray N.Rothbard, “ Professor Hébert on Entrepreneurship, “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7(Fall1985): 281–85[PDF]. 关于哈耶克本身在兰格-勒纳之后对于社会主义计算的贡献，参阅F. A. Hayek, “ Socialist Calculation 111: The Competitive'Solution'“ (1940), and” The Use of Knowledgein Society, “ (1945),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p. 181–208; 77–91.

[29]Mises, Human Action, p.696. Also see Salerno,“ Mises as social Rationalist, “ pp. 46–47ff.

[30]柯兹纳显然认为，米塞斯在他《人的行动》的社会主义讨论中对企业家的高度关注，表明他已经转变到哈耶克的见解。柯兹纳似乎忽视了米塞斯预测和估价的企业家才能的观念与他“警觉性” 学说的巨大差异。后者完全遗漏了企业家损失的可能性。

[31]Lionel Robbins, TheGreat Depression(New York: Macmillan, 1934). p. 151.

[32]F. A. Hayek,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 “ in Hayek,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p. 212.

[33] Oskar Lange, “ On the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 “ p. 67.挪威经济学家及米塞斯见解的捍卫者Trygve Hoff评论说：“且不说这个事实，即中央当局要求解的方程，与私人要求解的方程本质上大不相同，后者倾向于自己自动地解决，而兰格博士必须承认前者没法这样做。”Hoff,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pp. 221–22.这本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优秀著作，最初于1938年在挪威出版。相对于柏格森几乎同时的综述论文，霍夫的英译版1949年在英国而非美国出版，尔后湮没无闻。

[34]Oskar Lange,“ The Role of Planningin Socialist Economy, “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1958)in M.Bornstein, ed. ,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rev. ed.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1969), pp. 170–71.

[35]Oskar Lange, “ TheComputer and the Market, “ in A. Nove and D. Nuti, eds. SocialistEconomics(London: Penguin Books, 1972), pp. 401–02.

[36]Yuri M. Maltsev, “Soviet Economic Reforms: An Inside Perspective, “ The Freeman(March 1990).

[37]Bergson, “ SocialistEconomics, “ p. 447.

[38]One source on thispervasive system in the Soviet Union is Konstantin M. Simis,

[39]Michael Polanyi, TheLogic of Liber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111–37 andpassim.

[40]Mises, Human Action,pp. 698–99.

[41] Peter J. D. Wiles, “Changing Economic Thought inPoland,“ OxfordEconomic Papers 9(June 1957): 202–03. Also see Murray N. Rothbard, “ Ludwig vonMises and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 in Lawrence Moss, TheEconomics of Ludwig won Mises, pp. 67–77.

[42]Lange, “ The EconomicTheory of Socialism, “ p.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