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电影《活着》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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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电影《活着》之前，我的内心是忐忑的。虽然没有读过原著，但余华的这部小说是著名的悲剧。然而，刚刚看完电影，除了感慨以外，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温情。

感慨的是时代的变化对人民大众生活的影响，而温情则是人性中的善良的光辉，是人们彼此间的帮助，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电影刚开始，四十年代时，福贵还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大少爷。他嗜赌成性，不管不顾怀着胎儿的妻子家珍的劝阻，结果把房产输光了，自己的父亲也被气死，妻子回了娘家。于是他带着母亲，卖家里的家具碗碟维持生计，他在路边摆摊，电影的几个场景变化，风吹雨打，在下着雪的路上缩成一团，这也正是他改过自新的时候，是他的思想彻底由一个富家少爷转变为贫苦底层人民的过程。之后，妻子带着儿女回来见他，他决定为了一家人“能过安生日子”去找龙二，借来了一箱皮影，组了一个戏班。

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在戏班子演出时，大家都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俘虏了之后，福贵和春生在兵营里唱戏打杂，最后得以回家。在经历了战争之后，福贵更加明白活着的不易，而龙二的死，让福贵坚持了跟着政府走的决心。

自此他变得有些战战兢兢，或者说是敏感，把原来自家的木头说成“反革命的木头”，关心家里的成分，将当年在共产党队伍里“革命”过的证明挂在墙上；在大食堂听到“破坏大食堂就是破坏大跃进”时，反应过激立刻要教训儿子；知道区长要来儿子有庆的学校考察炼铁时无论如何也要把有庆叫起来送到学校，间接导致了孩子的死亡；在涉及女儿的婚姻大事时，一再向二喜强调“革命”证明和贫农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