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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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这个问题我从十年前做学生时就想，说也奇怪，问了不少老师和同事，就只有与我同在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的霍尔(Chirstphor Hall)告诉我说他也在思考这同一个问题。霍尔是个勤于思考但“不务正业”的微观经济理论家，早年发表了两篇小有名气的论文，就一直“优哉游哉”着。去年暑假结束碰到他，他说他刚从秘鲁高原上回来。最近更“看破红尘”，放弃终身教职，驾着自己心爱的游艇航行太平洋去了。

　　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律，这还不明白吗？正常人吃“正常”的东西，在单位时间内吃得越多，就越吃不下去。这是人情。再者，生理心理学教程早就有“韦伯定律”---神经元对等量外界刺激的条件反射强度随刺激次数的增加而递减。人还不就是神经元拼起来的？微观上正确的定律，反映到了人体宏观层次想必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律了。这条规律也许有例外，例如吸毒和酗酒，单位时间内摄入的量越大，消费者所欲望的摄入量就越大。所以对“边际效用递减”效应的最粗浅解释首先就应当返回到“韦伯定律”。像吸毒和酗酒这类消费行为，其目的在于产生“刺激”。所以和“正常”消费不同，“边际效用递减”律不成立。但是这仍然符合“韦伯定律”，因为正是“刺激”本身随着刺激次数的增加而递减，所以为了消费同等强度的刺激就必须消费得越来越多。

　　这就带出了同样可以认为是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喜欢“新鲜”事物？换句话说：为什么人们有“好奇心”？这后一个问题可是非同小可，整个东西方哲学的发展据雅斯贝斯说，就是起源于(轴心时代)人的好奇心，“哲学”的希腊语词就是“爱(philo-)智(sophy)”。不过雅斯贝斯的这个看法是否适合中国哲学就值得探究了。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檄”，你要看到宇宙本质就得断绝一切欲望。“爱智”，我说不准是不是应当算做“欲望”的一种(例如唯识宗讲的“阿赖耶识”)，反正这里边儿东西哲学的差异大了去啦。

　　经济学需要“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在方法论上是因为(我想我以前一定说过许多遍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总想省略了它)，如果没有这个假设，消费行为就可能不稳定。所谓“稳定”的消费行为是指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品种类和数量不会随着物价的轻微波动而发生跳跃性的(间断性的)变化。试想象你自己是两类物品(例如广东菜和四川菜)的消费者，假定你每月用于这两类菜肴的总开支以及菜的价格是固定不变的。边际效用递减，就意味着如果你死盯着一类菜吃一个月甚至更长久，你肯定觉得越来越难吃，觉得这钱花的越来越不理性。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最早系统地整理了消费心理，提出奥地利学派价值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你的消费最后可以调整得充分理性，使你觉得把花在广东菜上的一块钱改花在四川菜上，或反过来把四川菜的钱放在广东菜上，对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别。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你觉得把消费在广东菜上的大部分钱放在四川菜消费上(或反过来)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上述的“无差别”是在“边际”意义上的无差别，不是对消费的大规模变化的无差别。同样道理，如果你请朋友到饭馆吃饭，你点的菜大体上应当是荤素相配，而不应当是满桌子的东坡肘。总而言之，边际效用递减就意味着“什么都来点儿(do everything a little)”。而边际意义上的“无差别”意味着什么都来点儿直到所有东西的边际效用(以任一样东西的边际效用做尺度)都相等。这个最佳消费组合是稳定的，因为当任何一样东西的价格发生轻微变化时，相当于在最佳消费组合中花费在这种东西上的开支现在可以购买“更多”的这种东西，但是这个“更多”仅仅是一点点，因为价格变化是轻微的。更重要的是，当你实际上消费了“更多”的这种东西时，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这个“更多”的消费并不产生“更多”的边际效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它只能带来这个东西对你而言的减少了的边际效用，从而你的意志不会被调动起来去追求消费更多的这种东西。因此，边际效用递减保证了消费均衡是稳定的。

　　不过当消费品是可以“上瘾”的东西时，更多的(不论是“边际”的还是整体的)刺激导致更强烈的追求刺激的意志，消费就不是稳定的了。这在数学上表现为边际效用递增。所以消费理论通常假设所消费的是“正常”的东西，不是可以“上瘾”的东西(关于可以“上瘾”的东西的消费，参见我为<经济研究>1996年写的一篇文章“知识互补性，专业化与传统”)。边际效用递增的消费和生产导致了专业化。虽然专业化意味着规模收益从而经济发展，但是专业化也意味着在自己专业之外的全部领域里依赖别人，依赖那些你从来不认识的人的努力和道德意识。我为什么要相信今天夜里我住的楼房不会因为当年打地基的那个工人的粗心和质量检验的疏忽而突然倒塌呢？我为什么要相信刚才上街时那个迎面而来的汽车的司机不会突发奇想把我轧死呢？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刚刚从安徽农村来的小姑娘不会在我喝的汤里下毒药呢？吉登斯在他关于“现代性”的著作里把专业化带来的这类风险说得更加邪乎，说成是“时空的断裂”(参见黄平“解读现代性”，<读书>1996年6月)。不论如何，当你觉得没有人可以依赖时，你是绝不会“专业化”你自己的，因为那无疑意味着自杀。同样，当人类面对着大自然的变化无常和不可信赖时，人类不应当使自己“专业化”在某种生活方式里。

　　经济学需要“边际效用递减”假设，是因为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即选择的一致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的学问。如果沿着演进观点来解释消费行为，是否就可以放弃这个理性假设呢？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9月)介绍过，艾智仁(A。 Alchian)最早提出猜想：理性假设与演进观点在解释经济行为时是等价的。我和霍尔经过讨论提出这样一个演进观点来解释“边际效用递减”现象(注意，我们是要解释这个现象，而不是以这个现象做为理论的前提假设)：如果一群生物，它们的口味(偏好)不是“边际效用递减”的，那么根据上面的讨论，它们一定会消费某种物品直到“上瘾”的状态，形成难以改变的消费习惯。这样的物种能否适应残酷的生存竞争呢？按照主流的演进理论(非主流的理论包括“内因突变”说)，这个物种是要灭亡的。因为自然环境一旦改变，食物供给结构也跟着改变，这个生物群体的消费“习惯”就必须随之改变，否则就面临灭种的前途。此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习惯或传统，既不能没有，又不能不变。否则物种是生存不下来的。所以，从演进观点来看，那些最初存在过的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假设的种群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大多灭种了，剩下来的，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物种一定是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律的种群。

　　这个演进观点的解释进一步意味着：那些行为与“边际效用递减”律相符合的物种，它们的传统必定具有某种“灵活性”，它们必定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否则，“一条道儿走到黑”(也叫“上瘾”)，哪里生存得到现在呢？

　　从上面关于“创新原则”的推论进一步推论，就回到文章开始就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人们有好奇心？从演进观点对这个问题给出的解答与上面的几乎一样：那些完全没有好奇心的物种必定没有任何创新的能力，从而在很久以前就从地球上消亡了。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导言)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持续存在(being)”的能力(我的翻译必须不同于出现在康德以后的“存在哲学”的术语)。什么叫做“持续存在”的能力呢？从生物求生的本能经过长期演化发展出来的“人”的持续存在的能力，人的不固守传统的能力，不正是上面说的“灵活性”吗？不正是对人的生存发展至为重要的“好奇心”吗？

　　我的这些超出了经济学范围的“解释”，从来没有同霍尔交流过。我和他的交谈，以及和任何人的交谈，最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启发我自己的思考。我相信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读者诸君与其他人交谈的场合(参见我在<读书>1996年3月的文章“不可能的思考”，笔名“安力”)。但是颇为重要的是，那些思想比较深刻的人，不论“分工”在哪一个领域内，他们的交谈总能“超越”他们讨论的专业题目。因为任何“超越”都必须发生在专业领域的“初始点”也叫“边界”，而所谓“深刻”至少应当包括思考了专业领域内部的全部问题及至这一领域的边界。霍尔走了，飘泊在太平洋上。我也走了，游荡在欧洲大陆。我们没有互相留下地址，就好像苍穹中两颗偶然相遇又擦肩而过的流星。

　　谨以此文纪念世上所有这一类的“交流”。记住：在经济学一个最基本假设的背后永远跃动着的，是人的创新精神。那是普罗米修斯带给我们的“火”，是希腊人的“爱智”，也是中国人的“天问”。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8月2日)，这里的文字是为<读书>1997年改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