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冲击：张五常巧解中国经济制度（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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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冲击： 张五常巧解中国经济制度

张军

经济学家张五常新近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以下简称《制度》）。这本书的原型是为2008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30周年的国际会议而提交的英文论文。论文的中文版本约有4万字。近水楼台，在该论文尚未定稿之前我就有幸拜读了。论文的写作呈五常教授一贯的风格，语言精彩，结构巧妙，大气磅礴，有一气呵成之势，当属他数十年倡导的“经济解释”的典范之作。

尽管张五常在书中回避了图表、公式、方程和统计分析，但《中国的经济制度》却是一本很理论的书，它应该是。在书中，张五常用朴素的语言演绎着他的复杂的理论。但是他得到这个复杂的理论则源于一个简单而不同的经验观察。接下来容我娓娓道来。

我自己跟踪和研究改革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十余年，对解释中国增长之谜的各种理论版本多有评论。在西方正统的经济增长学的框架里思考中国的高速增长，困难之处在于处理政府的角色。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之初，来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转型共识”非常强调并推荐一次性的转变策略。政府迅速解除对经济的全面统治，退出其经济规划角色，通过宪政改革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方案重新建立起财产权利和竞争的起跑线。这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逻辑起点。

而回头审查中国的转型过程，总是政府在规划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角色渐浓，作为卓越，完全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想象的那么回事。人们也许会纳闷，在谋划和决策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的政府难道无所不能？不会犯错误吗？不可能，没有那么神乎其神的政府。但如果总犯错误，或者真是犯过致命的错误，中国经济的规模还能在30年里增长17倍之多？更不可能。所以，中国之谜应不在别的，必定在政府层面。于是，我们必然要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能确保中国的政府规划布局着的经济发展会有效率？在经济增长长期不脱轨的背后，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如果能找到它们，那该是什么呢？

通常，那些观察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会把注意力放在改革以来中国为什么实现了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上，而张五常看到的不是这个。在张五常看来，破解中国增长奇迹之密码，最好的去处是中国的长三角地区。这并不奇怪，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无疑是政府规划经济发展最出彩的典范。撇开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不说，即使那些像张家港、湖州、绍兴、江阴和昆山这样的小城市，财富积累之快，城市之漂亮和民众之富裕，无不让今天到访这一地区的游客赞不绝口。

这是张五常认定的“经济奇迹”。的确，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不久，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奋起直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全面赶超了经济起飞更早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赶超还恰巧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困难和条件最恶劣的十年，即1993-2003年间。在这一时期，用张五常的话说，“开始时通胀如脱缰之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跟着是严厉控制信贷与消费，重击贪污，再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市场兵败山倒。。。。。。在情在理，在上述的恶劣经济环境下，长三角要超越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却发生了。”（《制度》，第147页）显然，论证中国如何执行了其它成功经济体的发展政策和战略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奇迹的发生。那么，到底是什么足以解释这一现象？

二十年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不计其数，大多数的解释已被人忘记，主要不是因为容易被经验推翻，而是因为在理论上少有创造性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往的工作更多地是指出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经验“验证了”现有的什么理论，而很少有经济学家从中国的增长架势中构思出一种经济理论的。为什么会有这般分野？

我琢磨多日，得出的答案居然也非常简单。简单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总是习惯于从已有的关于增长的理论模式出发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典型的模板莫过于哈佛大学的Robert Barro和哥伦比亚大学的Xavier Sala-i-Martin在1990年代发展起来的“增长决定学”，它俨然成了我们寻求经济增长源泉的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分析技术。但是，张五常抛弃了这个框架而独辟蹊径。熟悉经济增长理论的人一定懂得，放弃增长决定学的框架来考虑问题，就意味着不再从投入和产出之联系的所谓生产函数出发来解释经济增长，这是冒险之举。无视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开放、贸易等主要决定因素，我们何从解释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最精彩、也最理论之处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与所有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为构造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张五常倾心观察的却是土地被使用的方式。其中之奥妙，我会马上揭开。以我之见，看经济增长的这一角度大胆而崭新，该是他惯用的芝加哥式“价格理论”的思维方式所达至。他历来反对经济学上的生产函数的概念。张五常喜欢最简单的马歇尔之前的经济概念并擅长用它们构造出漂亮的经济解释。这是他用中文写三卷本《经济解释》的初衷吧。在《经济解释》里，供求、价格、租值，成本、竞争和效率等这些古典的概念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理论演绎简单而无华，真是玩出了帅气和精彩。

人们必然要问的是，观察到土地被使用的方式能推测到经济增长的方向吗？观察的为什么是土地而不是其他的生产要素？张五常在书中是这么说的：“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制度》，第144-145页）这当然是经济学问下的逻辑，没有错。在竞争条件下，最好的土地方能分配到最有价的地方去，以此类推，这是配置效率的含义。而引文后半段的道理也不需要特别的论述，这好比说，商场是由售货柜台组成的，如果由于竞争导致我们观察到柜台的租金上升，商场的主人一定懂得他的经营业绩必在增长中。

到此，我们已经看明白，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核心理论是要求证1994年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制度一定让土地得到了有效率的运用。那么，这个制度可能是什么呢？不用说，那一定是竞争的制度。前面我说到过，没有竞争，是难以保障土地使用的效率的。在中国，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实际是在那2860个县（2006年底的数字）的手里而不是在省和中央。于是，确保土地有效率运用的竞争应该是在县与县之间展开的才对，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特别是在1994年全国实行分税制之后，县的主要收入取自全国统一的17%的增值税，虽然县分得到的只是这个17%的四分之一，但数额巨大，重要的很。

因此，可以预料，1994年之后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必定是围绕这个增值税展开的。有意思的是，作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这个增值税仅与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有关（这些当然都离不开土地和房产），与利润和收入没有关系，所以把增值税解释为政府向土地租赁者抽取的租金也许更合适，也更形象。这也就是说，县与投资者之间实际上具有的是“租金分成”的关系。经过这样一绕，我们发现，要求证1994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县际竞争制度一定让土地得到了有效率的运用，在理论上就等价于论证土地的利用在佃农与地主分成的体制下是否仍可达到有效率的结果。真是机缘巧合，这就刚好回到了张五常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的主题了。怪不得张五常说“我平生所学刚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制度》，第21页）

在经济思想史上，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的经营更有效率曾经是被盖棺定论的。传统上，人们深信，土地在固定租约下比在分成合约下能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英国的大经济学家马歇尔把它甚至写进了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这不难理解，相对于与店主收入分成的安排而言，一个每月交纳只缴固定租金租下商场柜台的人，经营的积极性一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经营承包制（类似固定租约）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大行其道的原因。

但四十年前推翻这个定论的正是张五常。张五常发现这个传统的定论与亚洲农业的实际经验并不吻合。在博士论文中他论证，传统的观点只在分成的比率不可改变的条件下成立。只要分成的比率可以根据土地的条件做出相应的调整，分成制也满足土地使用效率的条件。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张五常提到了自己早期的这个工作，“四十年前我发表《佃农理论》，其中偏离传统的一个要点，是我让分成的百分比变动来推出有效率的结论。亚洲的农业资料明确地显示，佃农分成的比率会因为土地的质量与地点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化。”（《制度》，第151页）。

可问题是，中国的增值税率是全国各地统一的，这无疑相当于一个固定的分成比率啊。而理论上已证明，分成比率固定不变，分成制下的土地利用则效率低。既然如此，那在增值税制度下县与县的竞争又如何可能实现土地的使用效率？张五常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好几个月，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深夜，突然回想起1966年读到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一个脚注才恍然大悟。

马歇尔虽认定，与固定租约相比分成租约是无效率的，但它在脚注中却有一个提醒，如果地主可以自由地调整资本投入，分成租约可取得与固定租约的一样的效果。基于这个提示，张五常天才般地想到了问题的答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基于马歇尔的脚注与我的回应，假设县政府是地主，我问县的资本投入，要多少才能担保一个不变的分成率会一般地达到有经济效率的情况。2004年底我找到的答案，是县向‘佃农’分成的投资者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把土地视作地主提供的资本，可以用负地价代表地主提供着无限调整机能，只要分成的百分率落在一个不离谱的范围，在这机能下有效率所需的边际相等的条件永远可以达到。”（《制度》，第152-153页）这段话比较抽象，本来是可以数学证明得了的#。但含义直白。本来嘛，县与县的投资环境和潜在的投资回报参差不齐，要求投资者交纳同样的增值税必然会使一些县在竞争中失去投资的机会，而所谓地价可以为负是说，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县何不可为投资者提供免费的厂房和改进基础设施来吸引投资者呢？而这正是在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于是，所有的逻辑梗阻全部解通，尘埃落定，一个关于县际竞争的“佃农理论”终于浮出水面。

地价可以为负只是一个理论的说法。这个确保竞争下土地得到有效利用的追加条件实际上意味着不同条件的县可以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和投资环境之优劣而调整战略。整体而言，这就大大增加了在增值税分享条件下的土地使用的弹性，维持了有效的竞争。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为什么能在短时期内赶超珠三角？张五常说：“我的解释，是那1994 [年]形成的县制度在长三角运作得较好。在南方，私营的企业已经在早期的合约安排下落地生根。工厂到处乱放，既不整齐也不清洁，但投资者是下了注的。换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调整弹性，减少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效能。不是说南方的县不竞争，而是他们没有北方那种调整土地使用的大弹性。这经验也教训我们，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世界级的工业园在长三角一带冒起，美观的园艺与现代化的设施，是例行地由县的干部策划。他们是为市场策划的！他们知道好东西卖得较好。他们也知道，如果策划的卖不出去，可能被革职。”（《制度》，第148-149页）

县的干部为地方经济增长而谋划，是竞争压出来的。的确，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县与县的竞争很有看头，这是张五常在书中一再提及的。可这个县际竞争从何而来？这就牵涉到中国的经济制度了。而解释县际竞争的制度就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选择这样的书名，用意必然在此。

“县际竞争从何而来？”是一个大题目，不容易解答。在过去很多年里，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寻求对中国的地区竞争这一现象的答案（可参见我与周黎安于2008年编辑出版的《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不过，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基本上依托了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一是财政联邦主义的框架，借助于它，经济学家从中国的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和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中寻找竞争的机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把地区竞争与中国的政治集权以及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晋升制度联系在一起。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家而言，困难在于如何构建出更一般的理论来支撑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搭配起来的制度架构。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张五常突破了制度经济学的现有框架，从合约的一般概念出发，发展了合约的理论并用层层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来解释县与县的竞争。

回头30年前，承包责任制被广泛运用，算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大法宝。但这不是得自经济学家的建议，而是10亿人要吃饭给逼出来的一个折中解决方案，因为实行私有制是要违宪的！。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承包责任制不过就是过渡到私有制的临时解决办法，缺少理论依据。而张五常则很早就注意到承包责任制存在的一般意义，因为他看到承包责任制推到逻辑的尽头就是“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制度》，第127页）。那有什么关系呢？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太普遍不过，而科斯定理已揭示，所有权归谁对资源的有效使用没有影响。在张五常看来，一般的市场合约的签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易发生前产权必须先界定清楚，而承包责任制则是产权（使用权）的界定在市场交易中完成。这个一般的理论被张五常自己称之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层面。”（《制度》，第19页）。不仅如此，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论证，这个把使用权的界定与市场交易同时织在一起的做法会增加竞争的效应。这不难理解，如果没有竞争效应，为什么大型工程的建设流行承包制度呢？

这就破解开了维持地区竞争的制度密码：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这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制度》，第142-143页）张五常认为，该承包合约的组合有足够的协商弹性，促进了地区的竞争和资源使用的效率，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恶劣的环境下，经济尚能像凤凰一样从火灰中飞起，离不开这个刚好在那个时候发挥效应的县的竞争制度。

在对中国经验做出理论总结时，张五常说：“当然，从科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更有效率的合约安排，只是人类没有尝试过。从这个世纪转换的时候看，以一个天然资源相对地贫乏的国家而言，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制度》），第165页）

正当国人热衷于检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张五常推出这部书并写下以上的结论，无疑会受到很多的指责和批评。可想而知，今天能够有足够耐心去阅读它的人非常有限，真正愿意欣赏其学术品味的人也许少得可怜。我们必须得承认，对于真正的学术作品而言，今天的阅读环境已大面积退化。一个求证“中国做对了什么”的经济学作品定将面对国人更多的愤怒和指责，而一个指出“中国做错了什么”的演讲总会赢得满堂喝彩。这在当下中国已司空见惯。

但2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甚至10年前的境况也远远好于今天。假如这本书可以提前10年问世，我相信它一定会赢得极高的阅读热情并产生持久的思想冲击波，就像当年科斯教授的文章被翻译出版之后那样。这当然是后话。对张五常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张五常说这本书是只为科斯一个人写的。他要把中国的增长奇迹解释给这位从未造访过中国的老人，而这位老人对制度运作的经济思想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经济学人。何不期望张五常的这本著作带给更多的人以“思想的冲击”？



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3月7日


# 在数学上，这意味着，如果允许地价可以为负，均衡条件就从角落解（corner solution）变成了角内解（interior solution），从而就满足了最优解（效率）的边际等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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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军的书评想到的
张五常
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颇长的评论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文章，写得好。不是因为他赞赏拙作而说写得好：老人家对赞的弹的早如过眼烟云也。说张军的文章写得好，因为他把我的经济增长思维与行内的经济增长学说互相比对，发现二者之间没有一丝关连。我没有跟进他家之说多年了，张军给我上了一课。

在经济增长这门学问上，张军比我晚了两辈，恍若隔世。我读的经济增长论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当年认为一律不妥，但选修了这门学问，考博士试要背得出来。我是一九六三年考这科目的博士笔试的，之后再没有染指，虽然在《佃农理论》的第一个附录中我禁不住手起刀落。张军读的经济增长学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晚了整整四十年。他提到的「增长决定学」的首要人物，是我认识的Robert Barro。认识，不熟，十多年前在香港与此君进晚餐时，我问：「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大研究院时，有一位很聪明的同学名为Steve Barro，你认识吗？」Robert回应：「是我的哥哥！」地球是小的。我再问：「七十年代在西雅图华大，有一个叫Barro的造访，是你吗？」答曰：「是。」

我没有跟进Robert的学问，但知道他早就成了名。年多前金融危机出现后，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好些评论，跟凯恩斯学派过不去，读来过瘾。我可没有跟进过张军显然重视的「增长决定学」。上文说过，一九六三年博士试后，我再没有染指他家的经济增长学说。我知道六十年代后期起麻省理工的经济学派搞起了另一套经济增长学，主要的骨干是生产函数加上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后者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佛利民在生时常说他的《价格理论》最后的关于财富累积那一章，他自己格外满意，但注意的人甚少。财富累积是重要话题，我曾经像佛老当年，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入手，所获不多。年多来得到金融危机与中国房地产的启发，我想到一些新角度或可打出去，只是人老了，想想无妨，说说无妨，但要坐下来大兴土木则没有魄力了。

新角度有两个相关点。其一起自美国的金融危机：那些所谓「毒资产」只是一些纸张，写着的财富下降至零什么也没有。如果财富的累积是房地产，其价暴跌资产还在，有用途，有租值，止跌回升的机会存在，不会出现绝望之境。股票财富的暴跌差一点，但有关机构一日存在，股民有机会收复失地。用没有抵押或抵押远为不足的纸张来累积财富，说是先进的金融制度，是愚蠢的选择，虽然时来运到可以赚很多钱。

第二点，有关的，是这些年北京屡次要打压楼市。我明白他们的目的，但在经济增长得好的中国，一般市民要通过投资来累积财富，最安全可能是在房地产打主意。不容许他们这样做，或在政策上有意或无意间令房地产的投资者损手，不智。我可以容易地想到极端的例子，说打压楼市可以把整个经济搞跨。中国面对的房地产政策是大难题。我曾经指出国家的人口要怎样分布，楼价的约束差不多是唯一的可靠策略。香港的经验不支持廉租房，廉价房较为可取，但不易处理。不反对协助那些居无定所的穷人，但香港在二战后有如下的经验：一些穷人喜欢买楼，做生做死也要买，先买很差的，然后逐步捱上去；另一些怎样也不买，天天投诉，见到楼价上升就破口大骂。前者今天不少发了达，后者今天住廉租屋或公屋。原则上，所有的人可以一起地从穷日子开始买房子，跟着国家的增长以房子作为财富累积而一起富裕起来。困难是中国增长得快，收入的增长不均，对房子投资的看法不同，出现了今天的情况。

这就带来以生产函数分析经济增长的困难，也有两点。其一是没有上佳的财富累积理论的支持，生产函数理论是建在浮沙上。其二是把生产要素放进函数，制度不对头产出会失灵。六十年代初期我研究生产函数时，人民公社在神州当道，饥荒遍野的消息源源不绝，由我的两位姊姊传到香港的母亲传到我那边。也是那时，老师艾智仁的课强调产权对产出的重要，而我拜读高斯一九六○的大作始于一九六二，反复地读了三年。中国开放改革之初，一些来自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到北京推销生产函数，我写《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时，只字不提这函数。其实生产函数这门学问北京早就从苏联进了口，我提出的产权及交易费用对他们有新意。

我是懂得生产函数分析的，曾经很熟，知道「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函数很搞笑。异曲同工，史德拉的《价格理论》的初版有如下一题：「玛丽说：『你给我钱我也不吃橄榄。』试绘玛丽的等优曲线。」此妙题后来史老兄尴尬地取消了。（我知道答案，同学猜得中吗？）

分析经济增长，多年以来我只着重两点：一、资源的局限，二、竞争的制度。这些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增长学说兴起之前的老生常谈，从古典的史密斯到新古典的马歇尔都那样看。经济的增长由竞争制度带来的资源使用决定，亦老生常谈。我的贡献，是得到艾智仁及高斯的启发后，把制度分析改进了。改进的重点是把产权约束竞争逐步发展为以合约约束竞争；把交易费用推广为社会费用，再转一下角度，看为约束竞争的费用；把租值消散与社会费用挂钩，而制度增加效率则看作是租值消散下降了。本来是头痛万分的财富累积一下子简单起来，因为可从资源租值的上升看。租值上升带来的资源价值上升就是财富累积了。

财富累积的分析，从利息理论的通道发展很难走，从资源租值变动的通道推进顺利得多。不幸，后者可能遇上租值分配的问题，正如今天中国遇到的。这问题牵涉到价值观，难有科学答案。

不容易达到自己今天的经济增长观。从《佃农理论》到《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四十年，我走的路没有变。基本上是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修改了好些地方，加进了他们没有考虑的局限变化，但通道是他们打开的。费了不少心力，一点一滴地改进，走了很远，但还是那条路。今天得到张军的提点，发觉自己站着的位置与行内盛行的「增长决定学」有那么大的分离，不知何解，也有无限的感慨。

高斯曾经说，无论一个理论怎样了得，总有一天会被认为是错，或会被较佳的理论替代了。这看法不是高斯独有——科学思想史满是这样的观点。搞思想不是争取永远地对，而是争取有深度的启发力，然后望上苍保佑，写下来的可以经得起一段漫长时日的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