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本文选自《Planning for Freedom》,作者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和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均有着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中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影响。2000年,米塞斯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世纪人物”。在这本书中,米塞斯讨论了“通货膨胀与价格控制”、“利润与亏损”、“自由及其对立面”、“趋势是可以改变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机会”等十五个话题。此文为节选出的其中一部分,敬请阅读。 作者/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20世纪著名经济学大师)不妨说,消费者通过买和不买,在日复一日的全民公决中选举企业家。消费者决定了谁收获财富、谁一无收获及其各自所拥财富的多寡。 与一切对人的挑选,如选拔官员、选聘雇员,又如择友或择偶一样,消费者决策以经验为基础,因此一定总涉及过去。没有来自将来的经验这回事。市场中的投票把那些不久前为消费者提供最好服务的人选拔上来。但是,选择并非不可更改,每日皆可更正。让选民大失所望的当选人迅速被赶下去。 消费者的每一次投票把当选人的作用范围稍微扩大了那么一点点。企业家的事业要达到更高层次,就需要长时间反复大量的投票,历经旷日持久的一连串胜选。他每天必须面对新的选拔考验,或者说,他必须同意重头来过,接受再度参选。 对于他的继承人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只有一而再得到公众的重新认可,才能保住显赫位置。他们的地位是可撤销的。他们如果守业有成,不是因为先辈的劳苦功高,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利用资本尽最大可能满足消费者的能力。 企业家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谈不上完美,甚至谈不上好。他们拥有自己的地位,完全是因为这个事实,也即他们比其他人更适于履行他现在履行的职责。他们赚得利润,不是因为自己巧于任事,而是因为比别人更有头脑一些,换言之,更不愚笨一些。他们并非一贯正确,常有不当失策。可比起别人,他们又更不易糊涂犯错。对于企业家在经营事业中的过失,没人有权怨恨且拼命强调说,企业家如果更能干、更有眼光,人们本会得到充分得多的商品供应。如果发怨言者更有见识,为何自己不去填补这个空隙,抓住机会赚取利润?事后发表英明见解的确容易。追溯过去时所有蠢汉都会变成智者。 一个流行的推理链条是这样的:企业家能赢利,可不仅仅因为他在正确预测未来市况方面胜人一筹。他本身还通过不生产更多的有关商品来增添自己的利润;要不是他故意限制了生产,这种商品的供应本来会十分充足,以致价格一路下降到某一个点,在这一点上,就不会产生超出生产成本的盈利。这种推理是不完全竞争和垄断性竞争这个虚假学说的根源。就在不久以前,美国政府为美国钢铁产能没有超过现实水平这一事实批评了钢铁企业,就是凭借着这一套学说。 当然不能把其他人没有进入钢铁生产领域的这个事实迁怒于那些钢铁业者。倘若当局把钢铁生产的垄断地位授予现有的钢铁企业,对它们予以谴责就是合乎情理的。但在没有这种特权的情况下谴责经营性工厂,就如同以一国没有更多更好的诗人和音乐家为由,怪罪于这国的诗人和音乐家,两者的毫无道理是一致的。就好比非要把参与自愿民防组织的人数不足归咎于谁,那也不是已经加入者,而是尚未加入者。 商品p的产量之所以没有超过它实际的产量,是因为扩大生产所需的补足生产要素,事实上要用于生产其他的商品。对于别的产品m,如果不凭借事后发现它的生产带来了稀缺生产要素的浪费后果,以指出m存在过度的生产,那么说p的供给不足就是空话一句。我们可以设想,不生产额外数量的 p而反过来生产过多数量的m从而遭受损失的企业家并不是故意犯错。 p的生产者也并非成心要限制p的生产。每位企业家的资本都是有限的;他把资本用于他预期当中能够满足最迫切的公众需求而获利最多的那些项目。 一名手头有100个单位资本的企业家,使用例如50个单位生产商品p ,用另50个单位生产商品q。如果两条生产线都有利可图,那么因为没用更多单位例如75个单位来生产p来怪他就是可笑的。他只有相应地减少q的产量,才能增加p的产量。可对于q,爱发牢骚者也会挑出一样的毛病。如果一个人能因为企业家没有生产更多p而指责企业家,那么他必然也能因为企业家没有生产更多q而指责企业家。这意味着:一个人因为生产要素具有稀缺性且人世间不是天堂乐土的这个事实而指责企业家。 也许爱抱怨者会基于这样的反对理由:他认为p是一项重要商品,要比q重要的多,应该扩大p的产量,限制q的产量。他的批评如果真是这个意思,就背离了消费者的评价。他就撕扯下面具,裸露出自己的独裁欲望。生产不应以公众的意愿为指导,而应以他本人的独裁专断为指导。但如果我们的企业家因生产q陷入损失,显然他的缺陷是远见太差,而不是故意为之。 市场社会中,只要不受政府(或其他诉诸于暴力手段的机构)干预行为的破坏,进入企业家行列的门径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那些知道如何利用转瞬商机的人总会找到所需的资本。因为市场上总是充斥着急于为自己的资金找到最有价值用途的资本家。他们寻找有才干的新进入者,与之结成生意伙伴,以便执行最有利可图的项目。 因为没有理解资本稀缺性的意义和作用,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企业家的任务是从众多技术上可行的项目中,挑选出那些能够满足大众最紧迫需要的项目,而至目前这些需要尚未得到满足。资本的供给如不足够执行之用,项目也就无法落实。市场当中总是充满了空想家,想要支持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不通的计划。正是这些空想家,总是抱怨资本家的盲目性——太蠢以致顾不好本身利益。当然,投资者往往会在他们的投资选择中犯错。但这些过失正居于这一事实:他们选择了一个不太恰当的项目,而舍弃了另一个满足消费大众更迫切需求的项目。 人们在评估创造性天才的作品时经常不幸犯错。只有少数人才有足够的鉴赏力,给予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成果以恰当的评价。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同时代人的夷然不屑让一位天才无法完成他本来可以完成的作品;只要他的同胞展现出更好的判断力,他就能完成这部作品。选择桂冠诗人和时髦哲人的方式肯定是有疑问的。 可自由市场对企业家的选择则不容质疑。从哲学家的评判角度,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的偏好可能饱受指责。但价值判断必然总是个人的和主观的。消费者选择他认为最适合自己心意的东西。没人受邀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让别人更快乐或更不快乐。也许可以从“更崇高”的角度来批评汽车、电视和尼龙丝袜所受的大众青睐。但这些都是人们的日用所需。他们把选票投给那些向他们提供了最物美价廉商品的企业家。 在各政治党派以及共同体中各社会和经济组织方案之间进行选择时,大多数人处于茫然无知、摸黑行路的状态。普通选民缺乏洞察力,无法辨别哪些政策适不适合实现他的目标,当面对全面复杂的社会纲领时,又不知要怎样检查其构成哲学演绎推理的冗长链条。他最多可能就有关政策的短期效应形成一些看法。他一旦处理长期的效应就会陷入无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从原则上往往断言多数人决定的一贯正确。可当他们批评议会多数拒绝其信条,在独党制下否认人们有在不同派别之间选择的机会时,就显得出尔反尔。 但是,在购买商品或不购买商品时,只涉及消费者尽可能满足他即刻需求的愿望。消费者就不像政治投票中的选民那样,在效果只有待到将来才会显现的不同手段之间做出选择。消费者在立即提供满足的东西之间做出选择。他的决定是终局性的。 企业家通过服务消费者来赚取利润,人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按照一些牢骚满腹者或潜在独裁者所幻想的样子来行动。(完) 文章来源:摘自米塞斯《为自由计划》(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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