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社会主义（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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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应经济自由传播中心（the Centro de Difusión Economía Libre）的邀请。那么，什么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制度是什么意思？答案很简单：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劳动社会分工中的个人通过市场实现合作的制度。这里的市场不是指的某个地点，而是一种过程，是个人通过买卖、通过生产和消费，为整个社会作出贡献的方式。



在谈论这种经济组织的制度即市场经济时，我们使用了“经济自由”这一术语。很多时候，人们误解了经济自由的含义，认为经济自由与其他各种自由不相干，认为其他自由更加重要，而且即使没有经济自由，那些自由也能够保存。



经济自由的含义是：个人能够选择他融入社会整体的方式。个人能够选择职业，选择做他想做的事。当然，今天许多人赋予“经济自由”一词的含义已与此绝不相同。他们的意思是，通过经济自由，人类可以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但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什么能被称之为自由，只有自然法则的规律，人类如果想有所收获，必须服从这种规律。



将“自由”这一术语运用于人类时，我们考虑的只是社会中的自由。然而，今天许多人认为社会中的各种自由互不相干。现今自称为“自由主义者”（liberals）的人所要求的政策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其计划中所倡导的政策恰恰相反。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非常普遍地认为，即使没有所谓的经济自由，也能维护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未经审判不受监禁之自由等所有这些自由。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市场制度，如果政府指挥一切，其他所有的这些自由都是幻影，即使将之写进了宪法，制定了法律。



以其中的一种自由，出版自由为例。如果政府拥有所有的印刷机，它就能决定印什么不印什么。而如果政府拥有所有的印刷机，并决定印或不印什么，那么，实际上就已不存在印刷与政府观念相反的任何争论的可能性了。出版自由便消失了。其他所有的自由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选择他愿意从事的任何职业的自由，有选择以他自己的方式融入社会的自由。但社会主义制度下并非如此；他的职业由政府指令而定。政府可以命令其不喜欢的人，它不愿意其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迁徙到别的地区，别的地方。而政府总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解释这种过程，宣称政府计划需要这位杰出的公民离开当权者不喜欢他的地方，出现在五千英里以外。



的确，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获得的自由并不是完美的自由。但根本没有完美的自由这种事。自由只意味着处于社会框架内的东西。18世纪的“自然法”作者——尤其是卢梭——认为在遥远的过去，人类曾经享有所谓“天然”的自由。但是，在遥远的过去，个人并不自由，他们受比其更强壮之人的支配。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可能听起来有些道理，但其实人并非生而自由。人生下来时，是非常弱小的婴儿。没有其父母的保护，没有社会给予其父母的保护，他将无法存活。



社会中的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依赖于旁人，旁人也同样依赖于他。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经济自由下的社会，处于这样的状态，即每个人都为他的同胞服务，并得到他们的服务作为回报。人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老板们可独立于他人的善意和支持，认为业界领袖、商人、企业家是这种经济制度中真正的老板。但这是一种错觉。这种经济制度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不再惠顾某一商业部门，这些商人要么被迫放弃其在经济制度中的显赫地位，要么得依照消费者的愿望和命令来调整其行为。



最著名的共产主义宣传者之一是巴斯菲尔德夫人（Lady Passfield），她的闺名为比阿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后来也因她的丈夫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而出名。这位夫人是富商之女，她年轻时曾担任她父亲的秘书。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父亲的企业里，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我父亲即老板发出的指令。只有他发号施令，但没有任何人对他发号施令。”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看法。向她父亲下令的是消费者，是买主。不幸的是，她看不到这些命令；她看不到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事，因为她感兴趣的只是从她父亲办公室或工厂发出的命令。



对于所有的经济问题，我们都必须牢记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话，他有一篇名为“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的精彩文章。要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我们须处理的不仅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还必须关注那些不能被直接感知的东西。例如，老板对办公室职员下令，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听不见的则是顾客对老板的命令。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终的老板是消费者。主权者不是国家，而是人民。证明人民是主权者的证据就是他们有权愚蠢。这就是主权者的特权。他有犯错的权利，没人能阻止他犯错，当然，他也得为错误付出代价。我们说消费者至高无上，或者消费者是主权者，并不是说消费者不会犯错，不是说消费者始终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的。消费者经常会有不当购买或不当消费。



但是，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能够控制人们的消费从而避免他们损害自己，那么这种观念就错。这种父权制政府的观念，这种政府是每个人的监护人的观念，正是热衷社会主义之人的观念。在美国，多年前，政府尝试了所谓的“高尚实验”（a noble experiment）。这一高尚实验是一部认定买卖酒精饮料为非法的法律。当然，的确有许多人滥饮白兰地和威士忌，由此可能伤害他们自己。美国有些当权者甚至反对抽烟。当然，有许多人抽烟过度，许多人不顾及不抽烟对他们更好的事实而坚持抽烟。这就提出了一个远超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这揭示了自由真正的含义。



姑且认为，防止人们因饮酒或抽烟过度而损害自己是件好事。但是，一旦你认可了这点，其他的人就会说：身体就是一切吗？人的精神难道不是更重要得多吗？精神难道不是真正的人类禀赋，真正的人类特质吗？如果你给予政府权利来决定事关人类身体的消费，决定人们是否应该抽烟喝酒，那么若有人说：“比身体更重要的是精神和灵魂，读坏书、听坏音乐以及看坏电影，对人们自身的危害更大得多。因此，政府有责任阻止人们犯下这些错误”，你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而且，如你所知，许多世纪以来，政府和当权者相信这的确是他们的职责。这不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就在不久以前，德国政府还认为，辨别绘画的优劣是一项政府职责。当然，其优劣是年轻时曾落榜维也纳艺术学院入学考试的某人所认为的优劣；是明信片画家阿道夫·希特勒所认为的优劣；而就绘画和艺术发表与最高元首不同的观点即为非法。



一旦你开始认可控制酒精消费是政府职责，你该如何回答那些提出控制书籍和思想更为重要的人？



自由实际上意味着犯错误的自由。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点。我们可能对他人花钱或生活的方式极为反感，我们可能认为他们所为极其愚蠢和糟糕，但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就他人应该如何改变生活方式，人们有很多方式来宣扬其观点。他们可以写书，写文章，发表演讲，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在街头宣讲——许多国家都有人这样做。但一定不能为了阻止他人做某些事而监管他们，仅仅因为这些人自己不希望他人有行事的自由。



这就是奴役和自由的区别。奴隶必须照上级的命令去做，但是自由公民（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会被某些人滥用，而且正在被某些人滥用。当然，有可能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是如果多数人赞同这些事，那么不赞同的人总有办法试着去改变他同胞的想法。他可以试着劝导他们，说服他们，但他不可试图使用暴力、使用政府的警力来强迫他们。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服务于他人。18世纪时自由主义作家们在谈到“所有群体和所有个人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之协调”时，他们想到的便是如此。而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正是这种利益协调的学说。他们谈论的是不同群体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是什么意思？卡尔·马克思在那本拉开其社会主义运动序幕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中宣称，阶级之间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他找不到任何非前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的例子来阐明其观点。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被划分为世袭的身份群体，这在印度被称为“种姓”（castes）。在一个身份社会中，比如说，一个人不是生而成为法国人，而是生而成为法国贵族或法国中产阶级或法国农民。在中世纪，他更可能只是成为一名农奴。而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法国的农奴制才完全消失。在欧洲其它地方，农奴制消失得甚至更晚。



但是，最恶劣的农奴制存在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而且甚至在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后还继续存在。个人继承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并终生保持不变，再将其传给后代。每个群体都有其特权和劣势。地位最高的群体只有特权，地位最低的群体只有劣势。并且，除了与其他阶级进行政治斗争之外，人们别无它途摆脱因其社会地位而被加诸的法律上的劣势。在此状况下，你可以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因为奴隶希望摆脱奴隶身份，摆脱成为奴隶之命运，然而，这对奴隶主而言意味着损失。因此，毫无疑问，在不同阶级的成员之间必然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人们一定不要忘记，在那些年代，身份社会主导了欧洲，以及后来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与本国其他阶级有任何特殊的联系；他们认为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阶级的成员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一位法国贵族不会把下层法国人当作同胞，下层法国人是其不喜欢的“低等人”。他认为其他国家的贵族，如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的贵族，才是其同类。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全欧洲的贵族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这就是法语，而在法国之外，除了贵族，其他群体都不懂法语。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有自己的语言，下层即农民则用方言，其他阶层往往听不懂方言。着装也是如此。如果你在1750年周游列国，你会发现上等阶级即贵族的着装在全欧洲通常都是一样，下等阶级则与之不同。你在街上遇见某人，你立即就能从他的衣着看出他所属的阶级，所属的社会地位。



难以想象与那种状况相比，今天有了多么大的不同！我从美国来到阿根廷，在阿根廷的街头看见某人，我无法得知其社会地位。我只能假定他是一位阿根廷公民，并且没被法律限制自由。这是资本主义的成果之一。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差异。存在财富上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这种财富上的差异等同于身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古老差异。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差异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差异。在中世纪时期（在许多国家延续到更晚近的时期），某个家族可能是贵族并拥有大量财富，一个公爵家族可以持续好几百年，无论其素质、才能、品行或道德如何。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这是社会学家学术性的称谓。照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说法，这种社会流动性的运作原理是“精英循环”（the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s）。这意味着，总有人处于社会阶层的顶端，总有富人，总有人具有政治地位，但这些人——这些精英——不断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完全正确，前资本主义的身份社会中却非如此。那些曾经是欧洲大贵族的家族，现在还是同样的家族，或者说，是那些800或1000年前，或更早以前欧洲最尊贵的家族的后裔。曾长期统治阿根廷的波旁的卡佩皇族（The Capetians of Bourbon）早在10世纪就成为了皇室。该皇室的国王们统治着现在称之为巴黎大区（Ile-de-France）的疆域，王权代代相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持续的流动性——穷人变富，而富人的后代丧失财富，变得贫穷。



今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中心街道的书店里看到了一名商人的传记。在19世纪的欧洲，这名商人生意做得很大，他是那么杰出、那么重要、那么独特，因此即使在远离欧洲的阿根廷，书店里也售有他的传记。我刚好认识他的孙子，与其祖父同名，而且他仍然有权冠以他祖父的贵族头衔。他铁匠出身的祖父在80年前被授予了贵族头衔。现在，这位孙子是纽约的一名贫穷的摄影师。



而在这位摄影师的祖父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巨子之一的时候曾是穷人的那些人，如今却成了产业领袖。每个人都有改变自身地位的自由。这就是身份制度与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某人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地位，他只能怪他自己。



迄今为止，20世纪最著名的工业家是亨利·福特。他从朋友那里借了几百美元起家，没过多久，他就发展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企业之一。而每天都可发现数百例类似的故事。



每天，纽约时报都刊出长长的讣告名单。如果你阅读逝者生平，你可能会在无意中发现某个杰出商人的名字。他起初或是纽约街头的报童，或是办公室职员，而当他逝世时，他或许已成了他从最底层起步的那家银行的总裁。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地位，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获得这种地位。有人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而对这些人来说，现在也有其它的路可走，而在封建社会的时代，在身份社会的时代，却没有这种途径。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禁止择业这种基本自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唯一的经济权威，它有权决定与生产相关的一切事宜。



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件事物有许多不同的名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同义词是“计划”。如果人们说“计划”，当然指的是中央计划，指的是政府做出的计划，这种计划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的计划。



一位英国女士，也是上议院的一员，曾写了一本书，名为《计划或无计划》（Plan or No Plan），这本书在全世界风行一时。她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当她说“计划”时，她指的仅仅是列宁和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们所设想的那种计划，那种控制一国之中所有人一切活动的计划。因此，这位女士意指的中央计划排除了所有个人的计划。所以，她这个“计划或无计划”的书名就是种误导，是种欺骗。不是在中央计划或无计划中二选一，而是在中央政府权威的总体计划或个人制定并执行自己的计划的自由中二选一。每天个人都在计划他的生活，并随时按自己的意愿改变计划。



自由的人每天按需计划；比如，他说：“昨天我计划一辈子都在科尔多巴工作。”现在他得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条件更好就改变了计划，说“我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是待在科尔多巴。”这就是自由的含义。他可能搞错了，到头来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可能是个错误，对他来说科尔多巴的条件可能更好，但这是他自己作出的计划。



在政府计划之下，他如同军队里的士兵。军队里的士兵无权选择所属军营，选择服役地点。他必须服从命令。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将军事管理运用于整个生产系统，卡尔·马克思、列宁和所有社会主义领袖都知道并承认这一点。马克思谈到“产业大军”，而列宁要求“以军队为模式来组织一切，组织邮局、工厂和其他的产业。”



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仰仗于最高当局的那些人的智慧、才能和天赋。最高独裁者——或他的委员会——不知道的事就不会纳入考虑。但是人类在其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知识不会被每个人所掌握；千百年来，我们积累了天量的科技知识，某一个人要知道所有这些知识实非人力所能及，哪怕他是最聪明的人。



而人与人各有不同，人们不一样。始终都是如此。有些人在某一领域更有天赋，而在别的领域则不行。有些人有发现新路径，改变知识趋势的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正是通过这些人取得了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如果某人有了个想法，他可以尝试找到少数几个人，这几个人足够聪明，能认识到其想法的价值。某些资本家会将之付诸实践，他们敢于寄望于未来，能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可能产生的效果。其他人一开始可能会说“这些傻瓜”，但当他们发现他们曾认为很愚蠢的这个企业兴旺发达了，人们高高兴兴地去买它的产品，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制度下，要想追求和发展某种想法，必须先要说服最高当局接受该想法的价值。这可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只有首脑机关的那些人，或者最高独裁者本人，才有决定权。而如果这些人因为懒惰或年迈，或因为他们脑子不太灵光，没有学识，不能理解新想法的重要性，那么这种新项目就无法实施。



我们可以看看军事史上的例子。拿破仑当然是军事天才，然而，他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因此兵败如山倒，被流放到荒凉的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的问题是：怎样征服英国？为此，他需要一支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的海军。当时曾有人告诉他，他们有办法成功渡海，在帆船时代，这些人想出了蒸汽船的新主意。但是拿破仑不能理解他们的提议。



然后是著名的德军总参谋部（Generalstab）。一战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其军事智慧无人能及。法国将军福煦的参谋部也同样享有盛名。但是不管是德国人，还是后来在福煦将军指挥下打败了德国人的法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航空技术对实现军事目的的重要性。德军总参谋部说：“航空只是用来娱乐的，飞行是闲人的享受。从军事角度看，只有飞艇是重要的。”法国总参谋部也持同样的观点。



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位将军被人说服，认定在下一次战争中航空是至关重要。但美国其他所有的专家们都反对他。他无法说服他们。如果你必须说服一群人，而这群人与该问题的解决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你永远成功不了。非经济问题同样也是如此。



曾有画家、诗人、作曲家抱怨公众认识不到他们创作的价值，令他们陷于贫困。公众确实可能鉴别力低下，但是当这些艺术家们说：“政府应该支持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政府会委托谁来判断某个新人是不是一名伟大的画家？它不得不依赖批评家们和艺术史教授们的判断，而艺术史教授们总是沉湎于过去，罕有发现新天才的能力。这就是“计划”的制度和每个人都能为自己计划和行动的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



当然，伟大的画家和伟大的作家常常不得不忍受非常的艰苦。他们或许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却赚不到钱。梵高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苦难，最终，他在三十七岁那年自杀了。他一生只卖出了一幅画，而买家是他的堂兄。除了卖出这唯一的一幅画外，他一直靠他哥哥的钱维生，他哥哥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画家，但能理解一位画家的需求。而现在，要是没有一二十万美元的话，你根本买不到梵高的一幅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梵高的命运或许不同。某位政府官员会询问一些有名的画家（当然在梵高眼里这些人根本算不上艺术家），这个疯疯癫癫的年轻人是不是个真正值得支持的画家？而毫无疑问，这些人会回答：“不，他不是个画家，不是个艺术家，他只是在浪费颜料。”然后，他们会把梵高送入牛奶厂或精神病院。因此，新兴一代的画家、诗人、音乐家、记者和演员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全都是基于一种错觉。我要指出这点，是因为这些群体是社会主义思想最狂热的支持者。



当谈到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时，问题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的作家们从不怀疑现代工业和所有现代企业的运作是基于计算。当然绝不仅仅是工程师要在计算的基础上制定计划，商人也必须如此。商人的计算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货币价格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信息，也为商人提供关于生产要素极为重要的信息，市场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决定生产过程中最后阶段的成本，以及将货物转移给消费者的成本，而同样要决定之前的生产步骤的成本。整个市场制度与不同商人之间的经过理智计算的劳动分工相联系，这些商人为生产要素而竞争——原材料、机器设备，也为生产的人力要素，为劳动支付的工资竞争。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价格，商人的这种计算就无法完成。



社会主义者希望废除市场，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计算都再无用武之处。技术专家们可以给你提出一大堆项目，从自然科学角度看都同样可行，但是这需要市场——基于商人的计算来弄清楚从经济角度看，其中哪个项目才是最有利的。



我在此阐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计算的基本事项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经济计算，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有技术性计划，都只有在存在货币价格时才有可能，不仅要有消费品的价格，而且要有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意味着必须得有原材料的市场、所有半成品的市场、所有工具和机械的市场，以及各种人力劳动和人力服务的市场。



这一事实被发现时，社会主义者不知该如何应对。长达150年间，他们都是说：“市场和市场价格是这个世界的万恶之源。我们要废除市场，当然，还有与之相伴的市场经济，并代之以一种没有价格和市场的制度。”他们想要废除马克思所称的商品和劳动的“商品属性”（commodity character）。



面对这一新问题，社会主义作家们无法作答，最后说：“我们不会完全废除市场。我们会假装还存在市场，就象孩子们玩上学的游戏那样，我们也可以玩市场的游戏。”但是众所周知，当孩子们玩上学的游戏时，他们什么都学不到。这只是一次练习，一场游戏，而你只能是假装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详尽地阐述需要更多的时间。我的书中我有详细的解释。在六次演讲中我无法深入分析其方方面面。因此，如果你对社会主义下计算和计划之不可能性的基本问题感兴趣的话，我想建议阅读拙作《人的行动》，该书有出色的西班牙语译本。



还可阅读其他人的书，比如挪威经济学家特吕格弗·霍夫（Trygve Hoff）关于经济计算的著作。而如果你不想只听一面之词，我推荐你阅读关于这一主题深受好评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作者是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他曾经是美国大学的教授，然后当了波兰的大使，后来又返回了波兰。



你很可能会问我：“俄国怎么样？俄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这就改变了问题。俄国实施其社会主义制度，是处于一个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各种东西价格的世界之中。因此，他们能够为其计划而利用世界市场的外部价格。然而，由于俄国和美国的条件有所不同，结果往往是，某些事情从俄国人的经济立场看是可行的明智的，而美国人则认为在经济上完全不可行。



所谓的“苏联实验”，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它不能告诉我们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即计算问题相关的任何事。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实验么？我确实不相信在人类行为和经济学的领域存在科学实验这种事。你无法在人类行为的领域进行实验室实验，因为科学实验要求你在不同的条件下做同样的事，或者你保持同样的条件，可能只改变一个因素。例如，如果你给某个患了癌症的动物注射某种药物，结果可能是癌症消失了。你可以在患了同一种癌症的同种动物身上检测。如果你用新药治愈了一些动物而未能治愈其他的动物，那么你可以比较结果。你不能在人类行为的领域这样做，人类行为不存在实验室试验。



所谓的苏联“试验”只是表明了，苏维埃俄国的生活水平比起全世界公认的资本主义典范美国的生活水平低到不知哪里去了。



当然，如果你对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他会说：“俄国的情况好极了！”你告诉他：“或许是好极了，但平均生活水平要低得多。”而他会回答：“是的，但请记住，俄国人在沙皇的统治下有多么悲惨，并且我们还曾经历多么残酷的战争。”



我不想讨论这种解释是否正确，但是如果你否认了条件是相同的，你也就否认了这是一次实验。那么你必须说（这可能正确得多）：“在俄国，社会主义未能给普通人的状况带来能与同时期内美国相比的改善。”



在美国，几乎每周你都会听到一些新东西，一些新进步。这是商业创造的进步，因为成千上万的生意人日以继夜地寻找新产品，这些新产品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生产成本较低，或比起现存产品而言更加价廉物美。他们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来做这些事，做这些事为了赚钱。其结果是比起五十或一百年前的状况，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是不可思议。但是在苏维埃俄国，没有这种制度，就没有类似的提高。所以，那些告诉我们应该采用苏联制度的人错得离谱。



还有些事应被提及。美国的消费者，每个人，既是买主也是老板。当你离开一家美国商店时，你可能会发现一条标语写着“感谢惠顾，欢迎下次光临”。但当你走进一家集权国家的商店时，比如现在的俄国或者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店员会告诉你：“你必须感谢伟大领袖赐予你这些东西。”



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心存感激的不是卖家而是买主。公民不是老板，老板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办公室。这些社会主义的委员会、领袖和独裁者是至高无上的，而人民只能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