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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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学指的是上个世纪2、30年代形成，到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并一直在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主张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定义严格的学派，而更多地属于一种经济思潮，包含了很多经济学家，他们之间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的还有比较大的差异，但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这些基本的思想、观念上是高度契合的。通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是指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而广义的则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外，还有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等为主要成员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是针对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经济学而言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指的是产生17到18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理论，他们秉承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的权利和私有财产，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经常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只是充当经济社会的“守夜人”让经济生活自行其事，让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数的个体理性的计算来引导经济生活的调整，即“社会应当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尽量的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整个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我负责，和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后来才陆续被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采纳。

      19世纪从古典自由主义中分裂出一个重要的流派：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他们倾向于支持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立法禁止童工和规定劳工的最低工资，认为为了要达成自由的目标，个人必须得到为达成目标的条件，包括教育和免于受剥削的保护，而这些都是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的自由主义者所视为妨碍自由的政策。英国思想家霍布豪斯（Hobhouse，Leonard Trelawney，1864～1929）在他的《自由主义》一书中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总结，并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但哈耶克认为这种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差异实在太大，应该称为“社会主义”才合适。在美国，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增加了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卷标，由于担心这些标签的负面影响，罗斯福于是改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从那时开始，“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改变了涵义，与原本18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了。正是由于这些思潮自称为“自由主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就不再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名字了，而是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Neoclassical Liberalism）经济学，简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学。哈耶克认为他并不是所谓的保守主义，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义者，而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冒充者。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一场关于市场与政府计划的大论战，一方为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另一方为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这场争论最后虽然无果而终，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从此登上历史舞台。随着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刚刚面世不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尤其中凯恩斯革命全面否定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确立了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而“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主流经济学，主导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之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冷落和边缘化，新自由主义者们开始反思和深化自己的理论，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很多重要著述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陷入了“滞胀”，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不断发展、各种流派不断涌现，从而替代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直到今天。

      1947年4月，在哈耶克的召集下，39位著名学者在瑞士的朝圣山聚会讨论时局、古典自由主义的命运以及如何应对凯恩斯主义横扫全球的局面，会后成立了一个组织：朝圣山学社，其宗旨为“促进致力于加强自由社会的原则和实践，研究市场经济体的运作以及优缺点的志趣相投的学者们的交流”。参加第一次朝圣山学会的创始成员，除了哈耶克外，还有米塞斯、弗里德曼、奈特等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普尔等哲学家以及一些历史学学家，还有企业界的人士。朝圣学社的会员中最终有8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迪格勒、莫里斯·阿莱斯、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和弗农·史密斯。罗纳德·里根1980年竞选顾问团的76位经济顾问有22位是朝圣山学社社员。朝圣山学社成立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在不同的国家召开一次会议，这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核心的学术团体，同时也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研究上，还积极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1989年拉美很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为了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危机、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依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且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这些政策就称作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的这些措施10条：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其“华盛顿共识”近年来在西方受到了一系列的挑战，比如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的“欧洲价值理念”；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后华盛顿共识”；还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