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与谷贱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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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收了三五斗》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江南水乡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农民粜米以及粜米后在街上采购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农民虽然取得了丰收、每亩地多收了三五斗，但由于米价下降获得的收入反而更少、生活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的悲惨遭遇，生动地诠释了谷贱伤农的这一经济学原理。

小说开始就描写了农民到万盛米行粜米的情形：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本来今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农民们获得了丰收，每亩地多收了三五斗的农民们按照去年的稻米收购一石米七块五的价格来计算，预期今年将比去年得到更大的收益。并且由于今年的大米价格上涨了，在六月份的时候卖过十三块、甚至十五块（指的是米店向外销售的价格，并不是收购稻米的价格），所以就认为今年的大米收购价格应该比去年更高一些。但事实却给了他们一个无情的打击，稻米收购价格降到了五块，粜米农民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粜价是七块半，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按照五块这样的价格，他们不仅收益相比去年不能增加，反而还会下降，丰收了，反而收入更低了，这必然使农民们难以接受。在出来粜米之前，由于农民对获得比去年更高收入的预期，他们都已经计划好了要用增加的收入采购各种物品：洋肥皂、洋火、洋油、洋布、洋镜、毛巾、小囝帽、热水瓶等等，但这些很多随着米价的下跌而变成了肥皂泡，一个一个的破灭了。不仅如此，这些日用品可以少买，不急需的可以先不买，但欠的债要还、地租总要交的吧，所以：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发牢骚：

      “也只好不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可见，这种丰收了却降低了收入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会导致部分农民的破产。这就是典型的谷贱伤农现象或者叫丰收悖论。

      小说中来说到了导致这次谷价下降的其他的原因，一是粮食的进口，“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这也是增加了粮食市场的供给，与多收了三五斗共同作用导致米价下跌；二是市场分割，农民们讲：“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但摇到范墓要经过两个“局子”,要交捐税，更不合算，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万盛米行在此地的一种垄断地位，具有压价的可能；三是各米店达成了垄断性价格联盟：“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这三个因素对米价的下跌都有影响，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大米供给增加了，而由于大米需求缺乏弹性，价格必然下跌的市场现象的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由于丰收导致的粮价下跌的情况曾经屡次出现，史料记载随手可得，这些现象都充分认证了谷贱伤农的这一经济学原理。如汉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7年-公元前54年)，关中地区连续数年大丰收，粮价低廉，每石仅值五钱，“农人少利”；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十月，玄宗敕：“自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月，“江淮发运司言：淮南、江浙、荆湖诸州军，年谷大稔，谷食至贱。诏委所在长吏增价收籴，以惠农民等等。

      从上面讲到的历料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初期是经常出现这种谷贱伤农的现象的，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和维持农业生产不至于破产，各个王朝也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也描写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对这次米价下跌的反应和采取的措施：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衡；（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有利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提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多收了三五斗》这篇小说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但在选入的时候上面所引的这段社会各界对谷贱伤农事件的反应的内容被删掉了。

      叶圣陶先生（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多收了三五斗》是其代表作之一。教科书上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是：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遭到比往年更悲惨的厄运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村急遽破产的现实，预示着农民必将走上反抗的道路。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市场经济现象，与什么三座大山压迫之类的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谷贱伤农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某地的农产品买不出去了，甚至烂在地里不去收割了，因为农产品的价格甚至低于收割的成本，还有果农砍果树、奶农倒牛奶、卖奶牛等等的新闻，这些都属于谷贱伤农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