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16章） - 经济学原理

一是观察能力。很自然地，这是指经济学家要有能力在现实中观察出重大问题，规律性与决定性的问题。这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也包括历史问题。人们是否能够发现和解释历史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是否有能力解释现在。如果没能力解释历史，往往也没能力解释现在。现实问题总是非常复杂的。从学术上来说，如何找出现实或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提出一个解释，这是很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学者与非学者是如何区分的？什么是经济学者心里特别重要的东西？我想区别他们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们心里有没有一个理论的基准（benchmark）。好的经济学家要能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发现问题，寻找到疑问。也就是说有洞察力。好的社会科学家一定要有能力找到问题。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相当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所谓的问题，即是疑问。他所产生的疑问、看到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规律，能不能解释。如果没有什么规律，那就谈不上是经济学问题；如果这个规律能够被已有的道理所解释，也谈不上是问题。观察到现象，且能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这非常取决于学者心里存在的理论基准。一个学者能抓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基本上决定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家。重要的经济学家抓到的是重要的问题。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脑子里面有没有这个基准。

经济学教育中大量的内容是机械的，问题在于，怎么培养人的观察能力。这是教育中的重要问题。观察能力中，有一部分是可以培养的，有一部分是不能培养的。从经济学教育的角度，我们现在只讨论可以培养的部分。要培养出观察能力，核心的东西是脑子里要有对经济学中基准的透彻理解。当一个好的学者对经济学理论中提供的基准吃透了，这个基准就能帮助他判断什么地方是有疑问的，什么地方并不是疑问。为了讲得更通俗，可以比喻为结晶。基准就相当于一种结晶的基本结构。它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理想的、简化的结构。有这样一个结晶在脑子里，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就能依据它来判断什么问题是原有的基准解释得了的，什么是解释不了的。解释不了的问题，就可能成为是好的问题。这就是好的经济学家所要做的事情。

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人们很熟悉的科斯定理，这是科斯暑期在美国打工时发现的。他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认为经济学的理论不能解释。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念本科的时候，学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形成了他头脑中的基准。经济学告诉他，市场在理想竞争状态下是最有效率的。在理想竞争状态下，企业应该是无限小的，经济行为是由市场价格来协调的。可是，科斯观察到，在通用汽车公司，大量的交易不在市场上完成的，不靠市场价格机制来协调和运转，而是在企业内部协调的，是上下级调动的关系。什么是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决定了什么应当在市场上交易，什么不能在市场上？当时学到的经济学不可能给他好的结论。科斯虽然只是本科生，但他脑子里有这样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结晶，这就是相当于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里的厂商理论的基准。没有这个基准，就没有后来的发展。头脑里没有好的基准，就很难发现问题。头脑里有好的基准对观察能力很重要。

二是分析能力。分析能力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理论的——其中包括数学类型的分析能力和使用自然语言的分析能力。二是实证的——其中包括案例（收集材料）分析和数学统计分析。经济学大部分使用数学统计类型分析工具，虽然用非数学工具分析并非不可。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总趋势是用数学工具呢？其原因是，当人们不用数学工具时，推理、分析的能力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当问题相对简单，或者人有用自然语言进行分析的天才时，才有可能不用数学进行分析。当然并不一定数学的分析永远是最高超的。科斯数学上一窍不通，高中数学考不过。但他有超凡的能力使用自然语言进行分析。为什么今天的经济学主要使用数学分析能力，那是因为语言的能力非常难以具备，使得只有少数天才方能达到深入。科斯是天才，马克思亦然。这样的人，不使用数学工具，用哲学性方法思索还能把问题想透。但是，只有天才而且碰到的问题相对简单，才有可能不用数学工具。如果要求学生都有科斯这样的分析能力，可能一千个学生最多只能出一个经济学家。

在讨论到经济学家的培养的问题时，运用数学工具的分析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如果是实证工作，除收集数据、案例之外，往往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数据处理，所以要有数学能力。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经济学需要有数学的帮助，需要进行微观、宏观、数理、计量等一系列基本训练，才能帮助学生掌握分析的手段。这些是当今成为经济学家的基本条件。但是，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要两者并重，必须要强调观察能力，而不能只强调数学，两者是互补的。

三是创造能力。将创造能力从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中独立分离开并没有很好的道理，我这样表述只是为了更强调创造力。前两者都要创造力，之所以要分开，是想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具有创造能力，才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创造力指有创造性的观察能力和创造性的分析能力。创造性的观察力是提出疑问，找到现有经济学中不能解释的主要规律。首先，有没有创造能力去进行观察，能否在观察中发现问题，发现基本的挑战。其次，是有没有能力创造性地进行分析，要有能力处理现有的分析工具没能处理的问题。德布鲁和纳什其实是数学家，对经济问题并不十分熟悉，但对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经济学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学科，有众多的分工。他们二人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分析上，帮助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有创造能力的经济学家可以运用他们的分析工具，从而帮助他们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一端是传统的英国教育，是精英教育的代表，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美国的教育制度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哈佛的制度起源于剑桥，耶鲁也是仿剑桥。牛津和剑桥好几百年的历史，其教育特点是培养天才。培养方法是师傅带徒弟，很多人中偶尔会有天才产生。由于天才是不可训练的，而英国传统制度是培养天才，所以不侧重训练，而侧重创造一个环境，让天才脱颖而出。这个制度强调的是识别和创造天才的环境。英国的传统是一种宽松和充满闲情逸致的学术环境，每天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喝茶的时间，喝酒的时间。识别的方式不是考试，而是看人有没有能力和别人辩论，表达出新意。谁来评判？委员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例如，牛顿出名之前，当时物理还不是科学，而是属于哲学。在哲学的范畴内，他很难说服年资者。当时，在剑桥三一学院中，他很难说服年资者关于他通过光学实验而得到的对光的认识。他们用古希腊的哲学与之辩论，从哲学上对光学的认识驳回牛顿的实验结果。但是实验的结果怎能用哲学驳回呢？当时学者们没有科学的头脑。不懂得科学最终的标准是实验，不是古希腊传统的辩论！虽然微积分是牛顿发明的，是牛顿的重要贡献，但那基本是从他的直觉中产生的，而不是从数学推导出来的（是莱布尼兹推导出来的）。这些重要的贡献跟英国的制度有关系，跟他们培养观察能力，把握事情的基本规律的能力有关。在这之下是导师制，没有系统课程，不强调训练。优点是，因为特别强调环境，所以特别能识别天才，也产生了许多天才，如牛顿、凯恩斯同是出自剑桥。历史上，英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人类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原因与此传统密切相关。缺点是，学生的质量很不稳定，学生好坏之间的差别很大，天才在此制度下可以快速成长，但由于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没有训练，水平就会很差，天才与非天才之间会有巨大差距，很多毕业生素质并不好。

另一端是法国的教育方式，强调系统训练，拿破仑时期推广到全法国甚至全欧大陆。拿破仑本人是炮兵学校毕业的，是个很不错的应用数学家，可以根据具体的地点和环境在很短的时间内计算炮弹的弹道曲线和距离等等。他很崇拜数学能力，仗打到哪里，就在那里建起理工大学，也就是polytechnic。所以，和英国传统制度比较，法国不是寻找天才。它并非不要天才，而是寻找的方式完全不同，法国式的polytechnic也是培养精英的制度。其数学训练非常强，给学生进行非常大规模的数学训练，用很严格的考试淘汰的办法来寻找最强者。强调训练，可以产生大批训练有素的人，这一批人都有很强的技术能力。由这些人中产生一些人做经济学。但这种训练方法使得人们比较缺少观察能力和想象力。可以有技术上的创造力，但与技术无关的创造力会有所欠缺。同任何科学相似，经济学的发展上很重要的是学者的直觉，而法国式的教育方式往往会缺少直觉。而且在技术上缺乏能力的天才，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培养体系。比如科斯，在法国式的教育制度下，可能第一轮就被淘汰掉，不能生存。到底是淘汰制还是训练过程扼杀天才呢？更大的可能是过早地被淘汰的方式。

当今学术上占优势的制度是美国顶尖学校经济系及个别欧洲的经济系的教育制度，它介于两种极端之间——一方面侧重系统的数学、理论、方法论的训练，但也不单纯靠考试；同时也提供一系列的环境，刺激学生发展观察能力、创造力和批评能力——观察力包括了非常关键的批评能力。批评，这里并不是指负面的意思，是正面的意思。比如，发展任何一个新的东西，要到处开研讨会演讲，目的——或者说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宣传、鼓吹自己的新观点、新东西。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寻找批评。最好的演讲的地方，最值得做的地方，是在那里能找到最好的批评的地方。如果无人能批评，那么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演讲往往就不是最成功的，不是最有效率的。学术界中，别人对自己有否帮助，也取决于他或她能不能提出好的批评。这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太一样。批评能力也是观察能力，观察到什么东西是有疑问的，不能自圆其说的。欧美最好的学术机构强调系统训练，同时也提供环境刺激。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英美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和法国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一方有想象力，另一方有技术能力。眼下在世界上占优势的、最流行的培养经济学家的方式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经济系，个别的在欧洲的经济系。他们把两种极端组合在一起，对研究生系统进行数学、统计学、微观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计量经济学理论的训练，以及实证，加上历史和现实经济政策，混合训练。然后，创造环境——用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来刺激学生，增加其观察能力和想象力。

对我国的教学怎么培养研究生，我滥用一个词来概要——“眼高手低”。眼高，即目标和眼界要高，盯住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要培养出最好的经济学家，能找到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发现最重要的挑战，鼓励我们的研究生能独立观察，有批判和创造的能力，要发现天才。手低，就是说要从做得到的事情做起，尤其是培养学生。什么是做得到的？需要认真讨论。简单地说，中国现有的高考制度严格筛选出来的学生是非常棒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国内最强的，比如北大、南开、复旦、清华等等，最好的学校里的学生的背景和接受的训练可能很接近法国制度。学习法国的训练方式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比较容易做到。这就相当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一步应该可以做到，至少可以训练。给定中国特点之下的另一条件：经济学仍很落伍，怎么赶超、培养？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更侧重严格的数理训练，培养出一支整齐的队伍。所有的条件相加，目前阶段最容易做的是偏向法国式的强调训练，特别是数学和统计学。因为中国这方面有足够好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当然，我们眼还高，不应限于这些，还要把目标放在培养出有观察能力的经济学家上。

如前所述，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具有好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力的核心条件（必要）是要非常清楚地把握经济学的理论基准。经济学最重要的关于制度的内容有如下五个基准：1，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2，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3，科斯定理。4，卢卡斯关于货币中性的理论。5，贝克尔－施蒂格勒关于最优阻吓司法制度的理论（这是我的见解，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司法制度的理论基准）。把这五个基准弄懂之后，经济学的精华大体就把握住了。这五个基准的共同点是“不相关性”（irrelevant），即每一个都是关于某种制度的不相关性。当然，把经济学概述成五个不相关性的基准是我个人的见解。

第一个理论基准，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理论意味着经济体制同经济效益不相关。这个理论讨论市场经济时有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市场完备；二是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在以上条件下才有这个不相关性。这实际上已经远超出一般均衡自身的内容了。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阿罗和德布鲁自己并没有讨论过计划经济，但文献中有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分析计划经济的，结论是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一样的。阿罗－德布鲁的两个基本社会福利定理实际上已经包含这层含义。实际上，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互相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技术上的结果。它们说的是经济制度同效益不相关。即在阿罗－德布鲁的条件下，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并不一定必需用市场经济，用别的体制也可以达到。为了证明，需要的技术条件，对于计划经济同对市场经济是相同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典范，虽然这个定理的假定和现实并不正好是一回事，但它提供了一个基准，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是：任何解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差别的理论一定要超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范围。

第二个理论基准，莫迪格里亚尼-米勒（MM）定理。金融工具同效益不相关。公司不论用发债还是发股票的方式融资，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其结果是一样的。MM定理所设定的基本假定条件是——厂商与投资者间没有不对称信息；股息与资本所得都不征税；买卖证券是无成本的。MM定理为人们认识金融工具、金融体制提供了理论基准。当金融工具同利润不相关时，金融体制同效益也就不相关。为了认识为什么现实中不同的金融工具收益不一样，以MM定理为指导，就要寻找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定的条件。MM定理的重要性远超出了公司金融的范围。实际上，货币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因此它同时指导我们认识货币的功能。

第四个理论基准，卢卡斯的货币中性理论。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之一。货币中性从狭窄的角度看，意味着从长远来说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无关。从广义看，它意味着金融工具、金融体制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不相关。这是理性预期模型中推导出的重要结论。实际上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同阿罗-德布鲁模型是相似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货币。卢卡斯模型为理解货币及金融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准。至今经济学家们在为理解货币与金融体制而努力奋斗。有了这个理论基准，人们知道，货币的功能以及金融体制的功能一定在于现实中什么地方违反了卢卡斯模型的基本条件，寻找这个条件就是指导人们寻找理论突破的道路。

第五个理论基准，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BS模型指导我们认识司法制度。该模型的基本推断是：除法庭以外的执法体制同效率不相关。该理论的直接结论是，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寻找其他执法方式没有意义。前提是法律要把什么是犯法定义清楚，把对犯法者的惩罚设计为最优。在这种最优的法律下，假定所有人都是理性的，都懂得最优法律的惩罚，都会推理，所有的人在可能犯法前要计算，对犯法所得的预期的好处和可能的坏处互相比较。最优法律制定得有最优的阻吓力，使犯法对所有人都是坏处大于好处，结果这个社会中人们就不犯法。只要制定的法律是最优的，法是由独立的法庭执行的，就不存在其他更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执法体制同执法的效率不相关。但是在现实中在法治最有传统的国家也同法院并行地同时有监管等其他执法形式。为了认识它们，我们要寻找哪些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的基本条件在现实中被违反了，这就是基准的力量。

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们可能会对这五个理论基准产生两种极端误解：第一，误认为理论可以为现实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是，事实上这些关于不相关的理论并不能提供现成答案。所有这些理论中说的不相关的东西在现实中都是特别相关的，甚至是最相关的。理论的作用是指导性的，理论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简单照搬理论到实际，绝大多数情况都会失败。第二，认为经济学理论完全不现实，或认为理论是依赖假定的，而那些假定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好的假设是理论分析的力量所在，不是弱点。因为靠发展了这些理论基准才能帮助我们判定在碰到问题时从什么地方入手。比如看到经济体制问题时，阿罗－德布鲁模型告诉你经济体制不相关，它就帮助我们寻找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之外，是什么东西影响经济绩效，比如是否合同不完备，是否有不对称信息。为了研究为何所有制是相关的，我们要寻找是什么东西违反科斯定理的条件。这就是理论基准的力量，理论教给人们的主要就是这个。观察能力中，能够训练的部分主要就在于理论基准，有了“基准”，就知道寻找问题的方向，这就是理论的帮助。

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经济学的普遍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的关系。这里面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利的。一个极端是完全忽略中国的特殊性，认为经济学是普遍适用，可以到处照搬。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经济学寻找的是普遍规律。作为理论，一定是抽象的，“抽象”意味着理论必须要离开许许多多经济现象的细节。一个普遍的道理只是给人们提供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所以经济学是为重大问题提供线索，而无法对所有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另一极端是认为中国是特殊的，所以经济学没有办法应用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但如上所述，经济学提供的是思路，尤其是提供理论基准，用基准帮助分析。

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工作？大体上有两大重要标准，如果是政策性工作，那么标准是对政策是否有帮助。学术标准则是有无能力解释有疑问的规律性现象。从学术上讲，标准是在解释中国的现象时，能否给经济学自身带来什么贡献。好的经济学研究，不仅限于研究中国的事情，而是要通过解释中国事情，帮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理解新的东西。这是对经济学的贡献。换言之，通过解决特殊的问题，找到普遍解，这是很高的标准。中国是特殊现象，要在这里找到普遍内容，上升到经济学，反过来发展经济学。这是很重要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另一个问题是跨学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与法学。经济学与法学看上去可以是根本不同的学科。但在实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两者从来就不是分立的。比如在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只讨论市场怎么运行得好，完备的竞争，从来不讨论完备竞争背后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什么是社会条件呢？所有的合同都能执行，所有分配好的产权都能被保护。古典经济学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因为假定已经有人在干这些事。这是古典经济学能使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分开的重要假设（条件）。当面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时，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外一种体制转变，忽略市场以外的因素，当没有这些条件时，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结论都变了。再比如说法学，为了定义清楚，往往把经济问题定义出去，假定经济上的东西都能自我运转完美，收窄讨论的范围，只关注法学。每个人都假定对方是完美的。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运转，一定要别人的条件满足，这是经济学与法学通常分开的历史情况。现在产生了新的学科：法和经济学，帮助两者合在一起。

经济学有好多领域，由此产生了专门化和经济问题的整体性的矛盾。现代经济学专门化趋势的发达，同进入经济学的人数增多是相关的。人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工。这个专门化对学科的发展往往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这里有代价。代价在于本来领域的专门化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是人为的划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人为分开的。许多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原本是不便分开的。于是专门化可以带来很不好的后果。例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开，但现实不是按照宏观和微观分开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货币制度，什么是货币。货币的功能又导致怎么去选择金融制度。在经济学的分工里，讨论货币的叫做宏观，但制度是属于微观的。那么到底金融制度是属于宏观还是微观呢？如果一个学者的领域很窄，所有的人都很窄，所谓微观的只知微观，宏观只知宏观，那么没人能弄懂货币和金融制度。这实际上真有讽刺意味。事实上至今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功能是什么仍不能有好的理解。经济学家至今还在寻找货币功能和它之所以存在的道理。由此自然可以想象，如果对什么是货币都没有好的理解，什么是好的货币政策呢？什么是好的金融体系呢？传统上货币被理解为交换媒介，记帐的媒介，这是古老的解释。但这样古老的理解，古老的货币和今天的货币就没有差别了。任何对货币的好的理解要能解释今币和古币的重要的区别。从今天看，货币的重要、核心的功能是在整个经济里帮助解决“广义流动资金”（liquidity）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现代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由此才导致对货币政策的理解。货币政策是试图调整货币供给来影响整个经济中的liquidity。如果对货币的功能不清楚，怎么能通过中央银行调节经济中的liquidity呢？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把货币供给的变化传递到经济中去？这些至今是经济学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大量的宏观经济学家把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跳过，假装不知，或者从来不知。但最好的宏观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要去理解，是不可能用微观、宏观分开的专家做到的。给学生教学时，分开各个领域的好处是可以帮助训练。但帮助面对观察、分析重大经济问题时，这个界限经常要打破，包括做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是否定义在一个专门领域里，要看什么性质的工作。究竟是领域内的贡献，还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重大贡献。如果是领域内的贡献，可以遵守界定好的领域，但如果是对整个经济学有基本影响的，界限就要打破。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如何理解比较经济制度是理解经济学特别重要的方面。当人们谈到比较经济制度的时候，往往以为这个领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比较，缺少对制度的总体的了解。然后，与之相联的就是如何去改革计划经济。所谓的休克疗法，正是由这种对经济制度无知而产生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有人说，因为经济学中有很强的假设，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中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将此问题反回去看看美国。经济学家最多是在美国，只要反回去看看经济学在美国的情况，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最近刚发生的重大的安然事件。经济学家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然事件。我最近刚参加一个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联合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安然的情况。会议讨论到公司治理结构。经济学提供了许多东西帮助我们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其实已经提出了非常好的分析思路，但直接套用，距离还是很远的。安然事件表明，简单套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美国的经济是行不通的，即使讨论美国的企业亦然。所以很难简单地说，经济学是否适合中国，是否因为有经济学中的假设，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实际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提供的是思想方法，分析方法，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如果人们不去分析问题，把教科书上的经济学搬来做为政策，就糟了。休克疗法就是典型。只要看看休克疗法的提倡者是什么背景就知道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研究过比较经济制度，没有研究过中央计划经济，根本不知道中央计划经济是怎么回事，只是从教科书里搬来了经济学结论。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经济学本身造成的。在任何一门学科里，如果只去照搬结论，一定搞得乱七八糟。比如说物理学，是最成功的科学，但将之简单地搬到现实工程中，一定也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任何一个工程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物理学为工程科学提供了基本分析方法，但并不提供现成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