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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理论影响了张五常、茅于轼、吴敬琏、钱颖一、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樊纲、张曙光、盛洪、唐寿宁、韦森等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话语体系和实践。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于2013年9月2日因病在美国芝加哥去世，享年102岁。
科斯于1910年12月出生在英国伦敦，1932年大学毕业。1950年，科斯移民到美国，先后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之后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直至1982年退休。其后，他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科斯仙逝不仅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就是因为科斯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远广阔的政策意蕴。科斯的理论影响了张五常、茅于轼、吴敬琏、钱颖一、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樊纲、张曙光、盛洪、唐寿宁、韦森等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与此相应，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话语体系和实践。
学术贡献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他把制度和企业引入了此前偏重诠释市场价格体系如何发挥作用的主流经济学，论证了企业、产权、契约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科斯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科斯的代表作是两篇著名论文。其一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该文以演绎推理方法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这里，交易成本是指“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其二是1962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结合简单的案例分析，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科斯的上述短短两篇论文，催生了此后巨量的跟进研究文献。这也为其在晚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对于科斯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几乎科斯提出的每一种理论，都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如果我们把企业视为“契约的连接”或者“契约的网络”，那么企业的边界存在模糊性，但是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明晰的。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不过，进一步精准定义契约或者合约，就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科斯思想的方式来解决关于企业边界问题的分歧。
关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解决方法仍然是继续发展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甚至提出替代理论。实际上，从真实生活中看，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科斯定理的应用非常广泛，单纯否认交易成本反而是经济学研究的倒退。
对中国的长期兴趣
早在学生时代阅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科斯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0年，在接受其助手、华人经济学家王宁采访时，科斯自述道，马可·波罗游记令自己印象深刻。他称：“几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这个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与张五常的交往增进了科斯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科斯在接受王宁采访时承认，很多年前，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两年，两人经常一起聊天，并很快成为好朋友。科斯自觉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段生活对两人都获益匪浅。
张五常对交易成本理论的阐释和拓展，不仅反过来影响了科斯，也影响了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约拉姆·巴泽尔和奥利弗·威廉姆森。这样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外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的引介、阐释和应用，最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斯与众多华人经济学家有交往，其中张五常当属首位。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科斯多次提及张五常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就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去处。1993年，科斯邀请中国经济学家盛洪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近年来，科斯通过科斯基金会在芝加哥大学组织并资助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讨论会（2008年）以及“工业的生产结构”讨论会（2010年）。实际上，科斯是用他自己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独自资助了上述会议。
科斯对中国的偏爱，似乎也造成他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评估有些过高。从他与助手王宁合著的新作《变革中国》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将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视作市场经济。科斯自然有自己的衡量尺度。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有两大标准，一是要有大量独立自主的个体，二是要有较好的个人基本权利保护，尤其是私人产权保护。如果考虑到这两条，我国还不能算市场经济国家。而且过早肯定中国属于市场经济，不利于我国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正是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呼唤中国的思想市场
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科斯一直担忧中国缺乏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2010年接受王宁采访时，科斯反对持不同观点者之间拼打得你死我活，他认为，观点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观点者是不需要互相杀戮的。
2011年12月，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视频演讲中，科斯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包括经济开放之初中共领导人的“顺势而为”与来自民间充满生命力的“边缘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同时也坦率而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强调：“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他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在2013年初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采访时，科斯进一步指出，“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显著的区别。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认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市场在我国虽然缺乏，但不是没有。这种市场目前其实很受社会各界欢迎，科斯与其助手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在中国出版就是一例，它不仅激起了学界热议，而且销售量惊人。
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人
1988年，科斯致信盛洪，其中说：“我坚信对中国经济现在正在发生的和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会极大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制度结构对经济系统运行影响的分析。”
2010年，在接受王宁采访时，科斯表示，他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科斯认为，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这里，“好经济学”就是科斯所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或“正确的经济学”，它不同于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垄断、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抽象并且不存在的世界的经济学。他指出，如果他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
2008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讨论会上，科斯致闭幕辞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这也足见其对中国经济学人未来的研究寄予了厚望。
2010年12月，科斯教授迎来100岁生日，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召开了“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科斯祝寿。在会议上，科斯发表了现场电视讲话。他认为，在研究“看不见的手”是如何通过现实的世界产生和运作的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科斯曾对其助手王宁说过，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也没有可能去中国了，是终生莫大遗憾。最近，科斯在筹备今年10月份访问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终中断了他访问中国大地的“中国梦”。相信终有一天，中国的学者能够拥抱一个更开放的思想市场，成就“中国经济学派”，实现科斯的“中国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冯兴元 】 (编辑：宋韶辉)
关键字：科斯
来源：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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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9 00:2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