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马云说，未来30年，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

橙子子

计划和市场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而已。这个问题由阿里巴巴的掌门马云提出来，其实就是在说，在大数据和IT技术的加持下，计划的分配方式是否能够优于市场的分配方式。我的观点是：
计划经济在未来或许是更有效率的，但是这未必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身份来说所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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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说一说IT的影响：
IT技术的发展，可以让市场和计划在信息的传递速度方面越来越接近；
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可以掌握更加完备的消费者信息。
第一条，在以前计算机不发达的时候，计划经济的信息传递的滞后性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等信息搜集上来，分析过之后，可能已经时过境迁了； 第二条，以前即便是有海量的数据，但是受制于人的分析工具和计算能力的限制，不能够充分利用，现在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的改善。所以接下来的分析，都是基于这两点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的。

在当下，这个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很多时候计划经济已经在悄悄的发芽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察觉。比如说汽车线路的规划。市场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司机单独决定自己开哪条路，怎么开——看到A路堵了，赶紧上B路，B路上有个岔口，赶紧下去探索一下看看会不会近一点……这样的话，大体上也是有效率的，在没有实时路况信息的GPS之前，大家基本就是这么做的。而计划的方法则是让每个司机上路之前，输入自己的目的地，然后系统通过分析，考虑到其他司机的输入和目前的路况，给司机规划一条最优的途径。这两个方案哪个好，似乎不用比较——现在几乎所有的GPS导航软件都附带了实时路况分析，以后如果加上统一规划，只会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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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计划做的比市场好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中央计划者拥有更多的信息，可以综合判断哪条路会比较堵，哪条路会比较闲，从而从一开始就平衡每条路上的流量；
最重要的是，即便是其他的司机都选择沉默，只要有一个司机把自己的目的地告诉中央计划者，然后广播出去的话，这对自己都没有任何的损失，只有好处，并且对其他的司机也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央计划者说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你要去西单，结果你偏说去五棵松，结果中央计划者按照“你的目标是五棵松” 设计了所有车辆在道路上的流量均衡必然失效，那么你去西单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的车流量必然不是最优化的，所以你很可能更慢的到达西单。

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之间的私有信息是不但有着正的外部性相关的——即公布私人信息对其他人来说是好的，而且对自己也是好的。所以，中央计划者可以近乎无成本的搜集到司机的真实信息（在这里就是目的地），计划的效率几乎是完胜市场。同时，根据车流量等等的数据，计划者可以作出新的规划，比如新建道路等等。这些通过大数据一目了然的事情，要比通过市场自发的方式更快，更有效。

在这种“公布个人信息”是占优策略的场景下，IT技术确实能够改变很多，现代IT技术的发展让信息的发送接受和分析都变得更加的快捷，让实时路径优化成为了可能，那么计划的方式可能确实要比分散的市场方式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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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不是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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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人，卖家A和买家B。卖家手里有一个货物，成本为C，买家想买，愿意支付的最高价为V。显然理想的情况下，只要V比C大，就应该成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种机制，能够让两个人达到理想状态呢？直观上感觉就很难，因为卖家总是想抬价，说自己成本高；买家总是想压价，说自己的V比较低。这个时候用什么机制似乎都很难办：在市场机制下，两个人会一直试图伪装自己的成本和支付意愿，然后讨价还价——参看每天都在发生的街边讨价还价的情况；而在计划体制下，如果中央计划者让他们简单的汇报自己的成本和支付意愿的时候，他们也会倾向于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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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在于，这里私人信息是有价值的，任何一方如果单独的公开信息，那么另外一方就会利用这个公开信息，把交换所产生的所有剩余都剥夺过来。所以信息有“租金”，更具体的来说，卖家的成本越低，卖家的信息越值钱；而买家的支付意愿越高，买家的信息也越值钱。只有当双方的信息租金被支付之后，才能成交。而这个租金从哪里来呢？在没有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租金只能从交换产生的剩余中来。而当交换的剩余不足以支付双方的信息租金之和的情况下——比如V=C，尽管理想情况下，依然应该交易，但是双方因为信息租金得不到满足，就会拒绝交易。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和小商贩讨价还价的时候也是如此，其实消费者也想买，也不是不愿意出这个钱，但是因为讲出来的价格距离自己的最高出价过近，总觉得自己“亏了”，认为可以把价压的更低；而小贩也愿意卖，但是同时也觉得自己“亏了”，认为消费者还可以出更高，所以最终双方都恋恋不舍的终结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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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经济学里面典型的“双边交易”问题，2007年诺奖获得者梅耶森从数学上证明了，在预算平衡——即所有的剩余都来自于交换的前提下，只有当最高支付意愿足够大于成本的时候，交易才会发生，当V只比C大一点的时候是不会产生交易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损失，不因具体采取的交易形式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不管你采用计划，采用市场，还是采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机制设计从数学上就已经把“完全有效市场”这个可能性给否决掉了（当然，有些经济学家对这点也不满意，他们通过引入各种其他的因素，做出了不对称信息下的有效双边交易的模型，比如引入风险规避，但是这些只能看作是一个个特例，而非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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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所述，因为信息租金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效率损失，在市场而言是无解的。有人可能会问，你这么说就是计划有解了？计划可能还真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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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这个困局的诀窍，就是要引入一个完全没有私人信息的人，把所有的信息租金压到这个人的头上。在委托代理理论里面，这个人叫做委托人；在拍卖理论里面，这个人叫做拍卖者/卖家；但是在机制设计里面……因为所有的博弈参与者都有私人信息，这个人是缺位的（格罗夫斯机制是个特殊情况，通过巧妙的设计，让每个人承担其他所有人的信息所带来的外部性，从而达到社会最优，但是格罗夫斯机制不适用于一般化情况）。所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无能为力，最高能达到的效率，就是梅耶森所定义的“社会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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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办法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找到一个或者一批“透明”的人，然后把整个世界的人的信息外部性和不确定性都压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让这个人支付所有人的信息租金，来“购买”我们每个人的私人信息，我们就能超越梅耶森的定义的社会次优，达到有效市场。这个人必须满足：
没有私人信息；
没有个人偏好，没有爱好；
有能力支付额外的信息租金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这个人——或者这批人，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确切的说，就是我们尚未出生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