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市场失灵的一味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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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末，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辞世。阿罗被称为“‘如同一位巨人雄踞世界之巅’，他几乎任何领域都曾研究过并进行了根本上的改变。尽管阿罗最喜爱的是数学和数理统计学，但他最终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

阿罗在福利经济学领域有重大贡献，验证了道德风险在医疗市场中的重要性。在几年前，他还撰文指出道德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认为市场存在一些需要用道德来补救的缺陷。"过度依赖市场的危险在于，这会模糊其它决定幸福的关键因素。"

同时，他告诫道，虽然经济学对其它领域问题也颇具解释力， 但从该角度出发仅能获得片面的观点，而社会学应该在经济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近日,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组织翻译了阿罗德这篇文章，以期读者在大师思辨性的文字中深入领略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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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道德对经济学有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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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存在一些需要用道德来补救的缺陷。现实世界的确充斥着未公开的信息，比如契约与商品的内幕消息等。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很可能利用这些信息占他人便宜。如果这样的情况频现，市场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买方知道有些信息无从知晓，而卖家可以正好能以此谋利。因此，并非市场存在潜在的不公正收益，而是这些非公开信息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失灵。事实上，若该问题显而易见，那么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存在。在保险合同中，专门对这类情况有所研究。投保人可能知晓保险公司不为所知的有关潜在风险的非公开信息，这就存在所谓的“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过去四十年间，这些概念已从保险文献中引入经济分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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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情况，有各种不同的应对方法，道德便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人们很大程度上自发地避免过度利用所知的内幕消息，或非公开的消息。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虽然个人可能通过作弊获得收益，但如果人人为之，市场将会崩塌。有人可能会说，“假如我这样做了，没有人会注意到。”然而，如果所有人都抱有这样的心理，整个体系将会瓦解。所以，这种避免过度利用非公开消息的行为，一方面是受到了道德约束，即人们不去作弊是因为作弊不对。要使得市场正常运作，就必须要时刻防止其它市场参与者作弊的企图。因此，道德与市场运作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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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们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不仅只是追求极大的物质收益。他们还关心他人。这种关心源于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是通过宗教或其它道德因素的灌输而习得和发展而来。

诚然，奉献是家庭关系的特点。人们身处这样的关系之中，他们就会努力去获得物质基础，这并不是为自己所用，而是为了其它家庭成员。

这类关系涉及两大方面。其一是对他人的深切关心，从而牵动经济行为的目的。其二关系到经济行为的媒介——市场，而道德在经济体系的运行中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

是否能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以一定的基本美德为基础，比如诚实守信、尊重契约、提供准确信息等？繁荣有时会削减美德，这是否算作一种危险？品行端正是的富有前提之一，但富有会否最终侵蚀美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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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断定，过于富裕是否会带来危险。然而，当看到潜在的巨大个人收益时，你可能会感觉自己的美德成了绊脚石。那么，你始终需要考虑自己是否能够侥幸避开惩罚或钻空子。最后，你会发觉对物质的追求最终会成为一种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物质可以作为成功的象征，但它不能真正大幅改善你的人生。不过，这些物质会不知不觉得成为必需品。这是真实存在的现象。许多被该现象影响的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会认为，快乐，如论如何定义，都与此前的生活水平有关。相应地，如果问在经济学意义上，人们需要什么才能彻底变得快乐，或需要多少收入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他们通常会回答：要挣得比当前多20%。

既然很难定义这些概念，并且一些经济学家不喜欢对无法准确定义的事物进行对比分析，那么你通常会发觉富裕的人幸福，但贫困的人也不见得那么不幸。如果对比各国的情况，贫穷国家的平均幸福感与富裕国家一致（这里不是指赤贫的国家）。

令我最为震惊的是，日本每年展开的一些衡量幸福感的调研。如果没有记错，我印象中1958与1988年的调研结果几乎一致。如果你绘制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联曲线，将无法对两者进行区分。现阶段是任何国家此前都未曾经历的最迅速的经济增长阶段之一。人们积极地追求物质的丰富，但对于物质的追求或许与自我满足不太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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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离婚率的增长已成为衡量幸福水平的一大消极因素。我认为，物质财产在幸福中有一定的作用，但影响程度有限。过度依赖市场、市场过度渗透的危险在于，这会模糊其它决定幸福或不幸的关键因素。如果你将时间都耗在这些经济因素上，而不是经营自己的关系，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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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学科都试图解释超越本学科范畴的事情，尤其在社会科学中，在自然科学中亦然。经济学目前有哪些领域正在超越自身的极限？玄学、哲学与神学又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了，存在一些超越了市场，超越了经济学分析的领域？

我认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其一，要运用经济学解释那些你认为是属于社科领域的问题。的确，经济学在其它领域中有发言权。但问题在于，你仅能获得片面的观点，即经济学角度的解释而已。你不会得到经济学之外的结论，这一视角的结论并非毫无意义，但只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比如，经济学里一些关于动机的正确主张，其实也适用于其它领域。在实用主义理论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之时，这一点就已经被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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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发现心理学开始渗透到经济学中——影响整个行为经济学领域。我相信，社会学应该在经济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们在经济学里的行为一部分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列举相关的例子很容易，但要建立起广泛理论框架则实属不易。

而玄学、神学及道德哲学等是否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便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触及价值观范畴与阐述范畴的问题。显然，个人是否“应该行动”这种价值观范畴的问题，不会从如何行动的描述中获得解答。经济学不会去回答这种问题，因为其无法回答。这是逻辑上完全不同的问题。

关于个人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我们通常诉诸宗教。中世纪时，有非常细致的商业准则——什么是被允许的商业行为，什么是不被许可的商业行为。这些规则从明令禁止收取利息的高利贷法律演化而来。据我读到的文献来看，在伊斯兰世界也有着相似的准则，即所谓的伊斯兰银行，这些银行虽然声称不收利息，但实则与基督教世界的银行一样有食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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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析如今是否忽略了教堂或家庭所产生的中间、私人的集体慈善行为，这类交易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私有性质，也不是国家行为？

这不是一个空白领域，但是我认为当任何人想到某项政策时，都倾向于看该政策是属于个人应当遵循，还是国家应当实行的。事实上，政策制定专家在很多情况下不明白其它体系的存在，这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其它的机构可能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国家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即便是抛开腐败等问题的理想国。国家必须以统一的准则对待人们。我们不希望国家开始制定太多的区别性政策，或者增加腐败或不公正的可能性。因此，人们也有自己的准则。这些准则通常比较宽泛，并非适用于某种特殊情形，或涉及个人的情况。某种程度上，个人或国家准则的效率会被削减，但通过中间机构却达成了更为灵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