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PK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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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林毅夫
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2016-11-13 08:46:48
来源：北大国发院网站


【编者按：这是一场被誉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的辩论。11月9日，争论多年的林毅夫和张维迎，难得坐在一个讨论桌上。
关于产业政策，在林毅夫这样的关注实践的经济学家看来，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的问题。
但在张维迎眼里，产业政策是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和废除的。（原因请查看他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所以，讨论难得，却是针尖对麦芒，无论如何找不到共识，令人遗憾，但也使对话更显激烈精彩。
本文是林毅夫教授在第72次【朗润·格政】产业政策思辨会上的发言整理，已经林毅夫教授本人审阅。分享给关心产业政策和关注林张二人思想的读者朋友们。
他们的同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在会后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深入点评二人的辩论。近期刊出，敬请期待。】




图片由北大国发院提供
在对话开始之时，有必要对产业政策做个清晰的定义，否则很容易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新结构经济学根据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认为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就是产业政策，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土地、信贷等补贴，工业园、出口加工区，R&D中的科研补助，经营特许权，政府采购，强制规定（比如美国政府规定的在某个特定期限前汽油中必须包含多少比例的生物燃料）等。但不是每个产业政策把这些措施都包含了，有的产业政策只涉及其中的一个，有的涉及两个或更多。只要针对特定产业会影响该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
根据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剑桥大学张夏准教授在其获得多个奖项的名著《Kicking Away the Ladder》（上了楼房踢掉楼梯）一书中的研究，从16、17世纪英国追赶荷兰，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德国、法国追赶英国，到二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跨越低收入、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政府都用了关税保护、补贴等产业政策来扶持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他认为现在有些发达国家反对发展中国家使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的发展是一种过河拆桥的行为。
同样地，由斯宾塞和索罗两位诺奖获得者领衔的经济增长委员会在2008年发表的《The Growth Report》（增长报告），对13个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年均7%以上、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发展的经济体的研究发现，这13个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有效市场，积极有为的政府，也就是这些经济体也都采用了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不仅成功追赶的经济体使用了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也还在继续使用产业政策。以美国为例，作为高收入国家，其产业、技术是在世界最前沿，因此美国要想拥有新技术、新产业，必须靠自己研究和发明（R&D）。根据Mazzucato在《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企业家型政府）一书中细致的经验研究发现，现在美国在世界上领先的航天、信息、生化、纳米、医药产业，早期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都是政府支持的。
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谷歌核心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
并且，美国直到现在也还继续支持研发，2013年美国R&D的投入中，有接近40%来自政府的资金，来自企业的占60%。OECD的其他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有的多达80%，少的也有25%的R&D投入来自于政府。企业的R&D投入主要用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
但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所依据的基础科研由于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企业家不愿意投入，如果政府不投入，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会有像比尔·盖茨或乔布斯那样车库里的创新企业家。
政府能用于支持R&D的钱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基础科研都支持，政府对基础科研资金的配置，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会发展那种新产业和新技术，这种选择性配置也是一种产业政策。
所以，只看到企业家发明新产品、新技术的贡献，而没有看到政府在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之前所投入的基础科研的作用，这是只看到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没有看到冰山在水面下厚厚的冰层，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要企业家，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观点是对现代新技术新产业创新特性的无知。
但是，因为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绩效却很差，即便在成功的经济体中，包括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也有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
可是，从上面引用的研究中可发现：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尚未见不使用产业政策而能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因此，不能因为大多数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就所有的产业政策都反对。如果这样做，就是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
由于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而许多产业政策不成功，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
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前提则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才可能会最有竞争力，企业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有机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
企业家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体系，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和竞争力，就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经济体要发展好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因此，需要有建立有效市场所需的产权界定清楚和发育各种要素市场等制度安排。
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或缺。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
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了，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不会有垄断利润。
也就是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失败或成功都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在18世纪英国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给新发明获得丰富的垄断利润的机会也就不会有罗巴克和博尔顿等人出资支持瓦特发明蒸汽机。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般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内部来进行，多数情况下不能给予专利，但是，仍然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以必要的激励。当然，这种激励需要找到其他合适的替代方式。
其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企业家个人的勇气、智慧和企业家才能。例如，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所要求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和以往的产业不尽相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训员工，后来的企业可以以稍高的工资聘走拥有新技术的员工，而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蒙受损失。
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需要有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
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之所及。
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不会有积极性从事这方面研究。
凡此种种困难都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协调不同的企业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将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使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性补偿，以及完善所有可能的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的要求。因此，和企业家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做出甄别，按“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以“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从事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最好最快地发展，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同样，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其企业家所要从事的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才能保持经济的继续发展。由于发达国家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并非无限，因此，也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必须根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所以，Mazzucato才根据对美国经济产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而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称为“企业家型政府”。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缺一不可，这是我的一贯主张。现在国内经济学家中讲政府作用的人比较少。结果媒体报道上就卡通化，突出我重视政府作用的观点，结果以讹传讹，张维迎教授就成了市场派，我变成了政府派，认为张维迎教授主张经济发展要靠市场，我则主张经济发展要靠政府。这种看法其实是不正确的、不全面的。
刚才提到，增长委员总结了13个快速发展经济体的五大特征。斯宾塞教授在发表了《增长报告》以后常讲这五种特征只是经济发展成功的药材，不是药方。其实是有药方的，药方就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所建议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制度前提：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这两个就是《增长报告》中所总结的成功经济体的第四个和第五个特征。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结果会怎么样？当然是开放经济，符合比较优势的就多生产并且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就少生产并进口，那不就是开放经济，而且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后发国家还有后发优势，可以靠模仿、引进、消化来取得新技术、发展新产业，这就是《增长报告》成功经济体的第一项开放的特征。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宏观经济也会相对稳定，为什么会相对稳定？因为产品有竞争力，而且不需要政府补贴，在这种状况之下经济有竞争力，内生的危机会比较少。并且如果遭遇到国际危机的冲击，因为政府的财政状况好，外汇的储备比较多，所以进行反周期政策的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宏观会比较稳定，这是《增长报告》中成功经济体第二项宏观稳定的特征。
第三项特征，高储蓄、高投资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因此，资本的积累会最快，储蓄最高，投资最大。所以，实际上经济发展成功是有药方的，这个药方就是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在有效的市场中，政府必须发挥有为的作用，来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按照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政府应该把全国的基础设施都建设好，把全国的各种法制、营商环境都完善好，不应该对任何地区或产业有偏向，认为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新产业和新技术就会自发的涌现。
这种想法意愿是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不好，要把全国的基础设施都完善，有那么多资源吗？如果没有那么多资源，就必须按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按产业发展的需要把一个局部区域搞好，降低其交易费用，那个区域经济就能够快速发展。然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一点发展，带动全面发展，这是个很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
这种策略性地使用资源，必须了解要发展什么产业，这些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有哪些？在哪儿建立工业园合适？这种针对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区提供因势利导措施的举措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没有发现没有产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国家，当然更多的是，实行产业政策失败的国家。为什么：我发现绝大多数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违反比较优势，违反比较优势，有两种可能性：发展中国家违反比较优势，通常是过度赶超，想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情况下去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
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正好是相反的，有些产业已经失掉比较优势了，比如农业或是一些加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失掉比较优势了，但是为了维持就业，还给它很多支持，像在欧盟，每头奶牛每天可以得到2欧元的补贴。
这两者都是违反比较优势。违反比较优势的结果会怎么样？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就必须给予保护补贴。一保护补贴，就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资源错误配置，一个是寻租腐败。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政策当然会失败。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若想取得成功，就是要帮助企业进入到一个要素生产成本比较低的产业，也就是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国际上的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法治环境、金融服务等是不是合适。
如果不合适，交易成本会特别高。因此，即使这个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低，但交易成本太高，总成本也就太高，还是没有竞争力。这样的产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称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产业政策的目的，就是把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因为交易成本太高，在国内外市场中还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经由政府帮助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环境，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果能把交易成本降低，这个产业就能马上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变成具有竞争优势，这是产业政策的目的。
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政策：五大类别需要不同产业政策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怎样来界定潜在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把中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业还有差距。以中国为例，中国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唯一的一个各种产业部类都齐全的国家。但是，中国在2015年是8154美元的人均GDP，代表人均的生产力是8154美元的水平。美国是56421美元，德国是41955美元，日本是33223美元，韩国是28338美元。他们所在的行业我国都有，但是我国相同行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代表技术和附加值的水平比较低。我国的产业实际上还是在追赶的阶段。这类产业就是追赶型产业。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有些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失掉比较优势而退出，我们的产业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或接近领先地位，像家电、摩托车等产业即是。
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这些产业过去符合比较优势，现在由于资本积累、工资上涨失去比较优势，像劳动力密集的出口加工产业，需要退出。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由于现代科技的特性，有些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像互联网、移动通讯设备，它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而且周期特短，像雷军的小米手机，100多人的团队半年一年就研发出来了。它的研发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我国具有创新才能的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其实没有多大的差距，我国跟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在物质资本上，而且，我国有13亿人口，具有产业类别齐全和广大的国内市场，对这一类型的产业，我国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跟发达国家直接去竞争。
第五类，国防安全产业。这类产业跟弯道超车型产业正好相反，资本投入特别大，研发周期特别长，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其存在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
这五大类产业所需要的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对于第一大类，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国家在追赶期都有产业政策，它的产业政策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以要素禀赋的结构相似，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为一、二倍，发展快速的国家的成熟产业为追赶的对象。
产业政策基本上是帮助国内企业进入这些作为参照系国家的成熟产业。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失败的产业政策，是以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太太的国家的产业为追赶的目标。
为什么要找一个要素禀赋结构接近，收入水平差距也不大，发展快速的国家的产业作为参照？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发展程度差距不大，比较优势也就会相似。这里如果是资源土地密集型，就必须有那种自然资源。如果是一般制造业，自然资源是不重要的，只要看资本跟劳动的比例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维持20年30年的快速发展，那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基本符合比较优势，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不能够维持20年30年快速发展。那么，如果它的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符合比较优势，但经过20年30的发展，资本积累会很快，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要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这样，如果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正好成为追赶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上述思路提出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两轨六步伐。第一轨甄别，什么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二轨，根据这个产业中企业降低交易费用的需要，因势利导，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使其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第一步就是找到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GDP比国内高一、二倍，或是20年前人均GDP在同一个水平的经济体，它的成熟的可贸易产品是什么，那些成熟的可贸易产品很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避免两种错误：第一种是政府太冒进，或是政府被国内的企业所绑架，因为国内的企业有可能为了寻租，就跟政府讲，这个产业非常重要，没有它就没有现代化，但其实是违反比较优势的。
违反比较优势，就必须政府大量的保护补贴，即使有保护补贴，把它建立起来，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还是没有自生能力，那些保护补贴就必须一直存在。所以，要避免这两种错误。
第二步，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列表，那再来看国内有没有一些企业已经发现了这个机会，自发进入了，如果国内已经有企业进入了，照理说，要素生产成本会比作为参照系的国家低，但为什么在国际上，不能跟作为参照性的国家竞争？
如果是技术水平较低，可以帮助企业到海外并购有高技术的企业，或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具有高技术的人才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如果是交易费用太高，政府就应该分析，为什么交易费用高，然后把造成交易费用高的一些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消除掉，帮助企业把交易费用降低下来。
第三步，如果国内没有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或是从事出口的企业很少，那么政府可以招商引资把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企业吸引过来。照理，来这里生产要素生产成本会比较低，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企业会有积极性来，但现在为什么不来呢？很可能是不了解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不好，交易成本太高，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就是招商引资，同时改善交通运输、营商环境等，把交易费用降下来。另外，也可以在国内设立孵化器来培育这些产业。
第四步，每个国家都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禀赋，这些禀赋可能生产出作为参照系的国家没有，但在市场上有需求的产品，例如一些中药和农副产品。另外，现在的技术变化太快，有很多技术、产业，20年前根本不存在，如果国内的企业发现了新技术新产业带来的机会，并且表现出获利的能力，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应该针对这些产业帮助企业把交易成本降下来，让它能够发展的更好。
这里最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80年代之前，是没有信息外包服务业的，但80年代的时候，印度的一些企业家，发现了可以帮美国的企业作信息外包，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用卫星通讯，所以交易成本很高，后来印度政府发展光纤通讯，交易费用大量下降，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就变成印度最大的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第五步，发展中国家一般交通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不好。如果有能力把全国都改善最好当然最理想，但实际上，政府的资源有限。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政府可以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设立工业园或者经济特区，集中力量把工业园、经济特区里做好，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并且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很快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第六步，就是对先行企业的外部性的补偿。外部性补偿可以是给予税收优惠；在有资本管制的国家，可以让先行企业优先得到外汇以进口机器设备；在有金融抑制的国家对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可以给先行企业优先得到贷款。
这种优惠和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产业政策的保护补贴有何差异？结构主义的产业政策想要发展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因为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大力度的保护补贴，而且，即使把它建立起来，还要长期保护补贴。
新结构经济学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所要帮助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政策优惠只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这种优惠通常数额少，而且是一次性或者是短期的。
上述是追赶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对于国际领先型产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如何来做？国际领先型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必须自己研发。发达国家因为所有的产业技术都是国际领先的，所以，所有的产业都必须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获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发达国家的研发是怎样做的？研究的产出基本上是一个公共产品，所以在发达国家的研究基本上是国家扶持的。像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健康研究院，由他们提供资金来支持基础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属于公共知识，各个企业再根据这些知识，去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发达国家能够用来支持研究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也必须对要支持的基础研究有所选择。
也就是说，在配置这些基础研究资金的时候，必须针对这些基础知识的突破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有多大的帮助，这些新技术新产品对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贡献来决定基础科研资金的配置。
所以，发达国家并不是没有产业政策，只不过它的产业政策和追赶型产业政策中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不同。那么，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些产业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这些产业同样必须有产业政策的支持，政府要做的是支持这些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有关的基础研究，来帮助这个产业中的企业能够比较好的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另外，也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以专利、政府采购等来保护知识产权和帮助企业迅速扩大新产品生产的规模。国际领先型的产业其产品的市场是全世界，我国政府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给予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必要的帮助，如利用高访推销产品、提高产品认知度，提供企业在海外设厂和开拓销售渠道时所需的人才培训、资金支持、领事保护等。
对于退出型产业，这个产业已经不符合比较优势，应该退出。怎么退出？除了跟国防安全有关的，可以提供人才培训的职业教育，帮助一些有条件的企业进入到经营品牌、产品设计、市场渠道管理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对于绝大多数加工的企业，帮助他们转移到海外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可以用国内现在常讲，抱团出海，帮助接受国筑巢引凤、招商引资，使这些加工企业迅速创造第二春，将国内的GDP变为GNP。
另外，对要退出去的工人，可以给予再培训，让他们有能力转移到其他行业去。
对于弯道超车型的产业，政府可以设立一些“梦想小镇”，“孵化基地”把人才引进来，并且引进风险资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对于国防安全型的产业，因为它违反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只能由财政给予支持，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赶超的力度太大，所以财政上没有办法直接补贴，只能靠扭曲各种价格信号来给予间接性的补贴。现在国防安全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其实已经很小，应该由财政直接给予补贴。补贴的方式可以是财政直接拨款支持投资和生产，或是用政府采购产品的方式来补贴。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现有产业和世界产业前沿的差距，给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帮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
除了跟国防安全有关的战略性行业外，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不是政府主导，而是因势利导，也就是企业已经自己发现了机会，自发愿意进入这些产业，政府帮助这些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的协调问题，以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
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中政府对特定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相应完善，理应推向全国，但因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因此，只能像毛主席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目的则像邓小平所说“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全面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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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维迎教授的若干回应
（1）转型经验。
中国改革转型成功的原因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中国的产权确实越来越清晰，经济越来越自由，跟国际经济接轨越来紧密。但是，不能像张维迎教授那样，把中国转型取得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简单归结为推行了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不少前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同样处于转型阶段，他们在这四化方面推行的比我们彻底，但是他们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我国的成功是因为推行了务实的渐进双轨的改革，在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主流学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应该采用休克疗法，同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认为休克疗法会给转型中国家带来“J”型的增长，也就是在初始阶段经济稍微下滑后会迅速的反弹并高速增长。
他们同时认为渐进双轨的转型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对这种转型绩效的差异我在《中国的奇迹》、《经济发展与转型》、《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以及最近写的“华盛顿共识的再审视”、“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文章中进行了分析。
另外，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经常把目标当手段，忽视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转型中国家政府对市场有各种干预和扭曲，以为把这种扭曲取消掉，经济就会发展好。
其实，许多干预和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生存的需要，在自生能力的问题未解决前，取消保护补贴，不仅会造成大量破产、失业、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而且，这些大型企业许多和国防产业有关，这些企业倒闭了会影响国防安全。
于是，在取消原来的保护补贴后，为了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而需要给予更为隐蔽的、更没有效率的保护补贴，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和东欧在转型中发生的问题；二是， 新自由主义只重视市场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的作用，实际经济转型要成功和要发展好，市场和政府两者不能偏废，这也就是为何我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原因。
最后，我同意维迎所所说的“历史不是一块白板”不可能一个模式可以适用于所国家。但是，他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行了70年我国的计划经济实行了20多年，所以，苏联只能使用休克疗法的看法是说不通的。
计划经济推行的历史越长，扭曲越深，越需要的是一种渐进的改革，而非休克疗法的改革。就像病人病得越沉，身体越虚弱，越需要温和渐进的方法来治疗，而不是休克疗法。
（2）新古典。张维迎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新古典理论的运用，这是他混淆了新古典的理论和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是假定所有的决策者，包括政府、企业家等，在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会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给定的资源下可能有的选择方案来选择该决策者所认为的最好的方案的一种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
新古典的理论，包括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都是经济学家使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所得到的结果。但是，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只有在给定条件下才成立的。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教科书上的理论，绝大多数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和条件为暗含的前提，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的条件与此不同，而且，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结构”的概念，或更准确地说，是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
因此，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局限性。所以，我反对直接搬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主张根据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条件，自己来观察现象，了解其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现象，新结构经济学是这种努力的初步成果。
（3）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张维迎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根据比较优势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是逻辑不自洽的。他认为：“根据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个人之间的贸易、企业之间的贸易，因为国家不会做交易，除非是计划经济国家。因此，分析比较优势的好处完全没有必要涉及国家”。
这是张维迎教授对理论的片面理解，企业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只能使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在国内国际市场中具有优势，但是，市场的竞争不是要素生产成本的竞争，而是，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总成本的竞争。
交易费用决定于企业组织生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是否合适，后者的完善超乎企业自己的能力范围，需要政府来帮助解决，否则比较优势只能成为潜在的比较优势，不能使该产业成为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例如，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中最重要的要素生产成本是工人的工资，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低的只有我国的十分之一，高的也只有我国的五分之一，但是，非洲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上无法和我国竞争，就是因为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成本太高。
所以，不能因为提倡比较优势的李嘉图在其理论模型中没有提到交易费用就认为在现实经济中不存在交易费用，政府就无需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费用，使其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显然，张维迎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倡的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的战略“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经验上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是他生搬硬套理论的结果。
张维迎教授还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于因势利导的六步法的错误在于，“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看成是一个完全线性的演化，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只能沿着同样的轨迹行进，不可能超越”。显然这也是张维迎教授没有完全理解六步法的结果，在上面介绍的六步法中第四步是企业发现了新技术新产业所带来的机会，这种产业是作为参照系的国家中不存在的，所以，不是只能沿着作为参照系国家的产业发展轨迹行进不能超越。
（4）人的无知。张维迎教授强调，未来是看不清楚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和产业已经是在世界最前沿的，下一个新的产业和技术会是什么，我同意确实是难于预先料定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例如前面五种产业划分中的追赶产业，是有许多信息可以参考的，并非是无知的。
最近华为的老总任正非说过，过去华为的发展相对容易，因为是在追赶，有参照系；现在华为的手机和电信设备已经是世界最好的，下一步怎么走就不清楚。但是，对于世界最前沿的产业和技术下一步如何发展，也不能因为充满不确定性，政府就撒手不对R&D中的R提供支持，如果不支持R，也就不会有企业的D。这样的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以，即使95%以上的基础科研投入是没有任何成果的，政府也不能停止对基础科研的支持。
（5）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教授认为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其实熊彼特讨论的企业家精神指的是发现各种新机会的能力并以创新的方式来掌握这种新机会的精神，不仅是企业家可以有，学者、官员也可以有。如果我们没有企业家精神，就不会到北大来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果我们没有企业家精神，也不会设法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当然，政府官员也可以发挥企业家精神给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因势利导的支持。
（6）政府选择产业和补贴。维迎老是说我主张政府选择产业，不让企业家选择。我再次强调，在我的两轨六步法以及五种产业的划分当中只有一种产业是政府选择的，那就是涉及国防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其它产业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进入的，然后政府帮着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他批评的那种靠补贴来发展产业的产业政策，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反对的产业政策，把新结构经济学所反对的产业政策加在新结构经济学上，然后来批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没有好好读新结构经济学，就是故意栽赃。
他认为我的产业政策涵义太广了，我倒觉得是非常窄的，因为除了国防安全产业外，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政府因势利导措施这在给先行者提供激励补偿和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问题，既不需要财政补贴，也不需要高关税保护或限制市场准入。
（7）政府失灵。在谈为什么要有产业政策的时候，我确实谈到市场失灵，但是我同意也会有政府失灵，因此才会研究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可以减少政府失灵。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不要市场。同样的，也不能因为会有政府失灵，就说不需要政府。张维迎教授说新结构经济学假设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没有这样的假设。
（8）官员的激励。有为政府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政府是不是一定有为是没有保障的，不排除政府的作为变成乱为。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追求自己的目标, 而不是无私的仁爱型政府（ benevolent state）。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官员基本上追求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继续执政或是能够得到升迁。第二个目标是希望青史留名，让人家记住他是个好官。
新结构经济学也进一步论证用什么方式能够让政府官员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那就是给他所管的地区带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倘若如此，老百姓会支持他，继续执政或升官没问题，也能青史留名。这种状况下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一致的。
遗憾的是，尽管从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以来两百多年，许多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尚未有能够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提供可以遵循就能给他管辖的地区或国家带来经济繁荣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让政府官员在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能够给国家、给社会带来进步、繁荣。当然现在还只是初步的框架，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实用。
（9）专利保护。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是为了垄断利润，但是垄断利润能存在是因为有专利保护。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就不会有垄断利润，企业家就普遍缺乏创新的动力。强调企业家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要把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研究清楚。
张维迎教授认为我把专利保护定义为产业政策，其实我没有这样定义，因为专利制度不是针对特定产业。但是，企业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拿到专利之前所依据的基础科研需要政府支持，我认为那种政府支持是针对特定产业的，是产业政策。
（10）税收优惠。我主张发展中国家针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及招商引资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因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处于追赶阶段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新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没办法给予专利。
税收优惠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可以用，中国的企业如果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投资，当地的政府也同样会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力度不会比中国差。
（11）基础设施。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国际上有一股思潮，认为企业家和市场能解决一切事情，包括基础设施也完全可以由企业来做，不需要政府插手。世界银行在1947年成立以后最大的部门是基础设施部，到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当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时这一部门已经被裁消了。
但是基础设施的初始投入非常大，回收周期非常长，很多因素是企业家控制不了的。在这样一个思潮的推动下，结果发现企业家只对一种基础设施有兴趣，那就是移动通信，因为移动通信收费很容易，并且有自然垄断的利润。对于其它的基础设施，像道路、电力、港口，企业家普遍不愿意投，导致整个八十年代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直到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到处面临基础设施的瓶颈，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普遍老旧。张维迎教授认为市场失灵的理论是新古典范式的失灵，在他秉持的重视企业家作用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中是没有市场失灵的。显然，张维迎教授是以理论来看世界，而不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来构建理论。
（12）产业集群。张维迎教授认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反对中国政府采用任何产业政策。中国政府有很多的产业政策，照此推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失败。但是怎么解释中国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稳定和高速发展？如果抛开书本到各个地方去走走看，会发现各地都有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
我院张晓波教授研究了我国各个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发现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当中有很多企业家解决不了的协调问题是靠当地政府来解决，产业集群才能够发展和壮大的。所以，虽然有很多失败的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并不必然失败。
（13）汽车产业。张维迎教授想用日本汽车产业来证明产业政策的无效。我想张维迎教授可能对日本经济历史不够了解。
日本从二战以后对汽车产业一直是采用高关税保护的，而且有很严格的根据日本特殊国情而制定的各种技术标准。一个消费者即使愿意支付高关税来进口汽车，也难于拿到行车执照，这些都是产业政策。
韩国也是这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韩国也很难看到外国车，也是因为有关税保护和准入限制。
张维迎教授指出我在2001年的文章中认为日本的汽车产业是成功的，而韩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现在韩国的现代汽车却风行全世界。其实，他没有仔细了解我那篇文章的分析，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日本进入汽车的时候，日本的人均GDP已经差不多是美国的一半；韩国进入汽车产业政策的时候，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日本的30%。
这种情况下韩国所需要的保护和支持措施就比日本多很多。这是，为何日本的汽车产业有10多家都很成功，而韩国的汽车产业本来有三家公司，后来倒闭了两家，只剩下现代汽车一家。我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为什么中国跟印度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汽车产业政策但最终失败呢？因为当时中国和印度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
就像张维迎教授指出的美国的汽车产业的成功亨利•福特的贡献居功甚伟，但是美国的汽车产业也受到关税的高度保护。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税率高达50%。在这样的产业政策之下，企业家克服了早期的困难，从而发展起来。
美国汽车产业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英国的85%，实际上跟英国是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美国学习英国发展汽车产业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上述这些国家汽车产业成功和失败背后的原因都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道理。
（14）要素流动。张维迎教授认为要素可以流动之后，要素禀赋就不重要了。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外资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最多的时候也就在10%到15%之间，中国的绝大多数投资来自国内的资本。
此外，发达国家虽然资本相对丰富，但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到发展中国家来是要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来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不会把资本流动到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达到发达国家一样高的水平。所以资本流动并不改变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
（15）地区差异。张维迎教授提到，中国有些地区实际上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些还是中低收入经济体。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全国一刀切的产业政策，而是应该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形制定产业政策。我讲的五种产业的划分实际上就能满足这样的需要。
（16）对标国家。张维迎教授列出了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一倍或两倍的国家名单，但他忘了因势利导框架中选择参照系国家的另一个条件，那就是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他列出的那些国家很多都是失败的国家。为什么要选择维持二、三十年快速发展的国家作为参照系？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能够快速发展二、三十年，那么，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产业必然是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二是如果能维持长时间的快速发展，资本积累一定非常快，有一些原来有比较优势的可贸易产业就会失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就会成为后来者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17）辩论的方式。我跟张夏准教授的辩论进行了四轮，每一轮都是写出来在杂志上发表。我很希望我跟张维迎教授的辩论不是口头的，因为，口头辩论不容易聚焦于逻辑和经验事实。写出来最好，通过文章，大家可以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这样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清楚。

admin

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张维迎犀利挑战林毅夫（视频）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16-11-13 08:51:04字号：A- A A+来源：观察者网


    关键字: 张维迎辩论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


    【观察者网 苏堤|@北大朗润园】


    30年的欢喜冤家，学术诤友面对面来一场辩论，这恐怕是很多人都少见的场景。11月9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日，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北大朗润园同台PK，有人把他们的辩论比作，美国大萧条时期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


    虽然言重了，但双方的观点之对立，倒是颇有当年之景象。


    林毅夫一开场就称，我们是30年的老朋友；而且在结束辩论之后，配合摄影师，他们俩来了几张非常灿烂的合影。


    图片由北大国发院提供


    如果是第一次倾听张维迎的讲座，尽管你不甚同意他一些比较激进的看法，但还是会被他的认真、幽默，对林毅夫的犀利批评给逗乐。忍不住为台下的林毅夫捏一把汗。


    好在林毅夫有度量。林毅夫在圆桌辩论的时候诉苦道，“维迎把所有对产业政策的批评，全扣在我头上，我太委屈了”，但全场都露出大大的笑脸。倒是张维迎一边抛冷笑话，不顾全场乐成一片，他都表情冷峻。


    “林毅夫等人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只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科学，计划经济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关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已经证明，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王石这样的新闻焦点人物在台下就坐，有两位学术大拿在场，他都黯然失色了。这三个小时，对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人来说，都是一场盛宴。


    但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来说不仅如此，“虽然很多人可能觉得张维迎老师观点太激进了，未必支持，但是林张两位老师观点都需要：张维迎一直强调人类认知是有局限的，这就是在给我们敲警钟，如果没有人敲警钟，政府官员容易自负，包括我们经济学家也容易自负。”


    “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产业政策的讨论来，仔细研究中国，哪些产业政策我们成功了，哪些做错了，或者根本不值得做。通过此次交锋，吸引更多的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学术进步，也是对中国经济进步做出的贡献。"


    这是姚洋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


    以下根据张维迎教授在第72次【朗润·格政】产业政策思辨会上的发言整理，已经张维迎教授本人审阅。观察者网经主办方授权发布。（观看全场辩论，可点击播放以下视频）


    首先澄清两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是关于产业政策的含义。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对什么是公共产品，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第二个是目标模式和改革过程的区别。林毅夫经常把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路径混淆在一起。在他看来，主张市场主导、赞同新自由主义就是主张“休克疗法”，主张渐进主义改革等同于政府主导。所以他把“休克疗法”的恶名戴在新自由主义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林毅夫眼里，我大概属于“新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我不会否认，尽管我更愿意称自己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但我也是改革的渐进主义者。1984年春我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就是一个渐进主义的改革思路（林毅夫也经常强调双轨制的渐进性质）；1993年我和易纲合写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一文，分析为什么渐进改革在中国是一种必然；2008年我也写过渐进改革的文章。我的渐进主义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它不仅与我的自由市场理论不矛盾，而且正是我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延伸。


    事实上，绝大部分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是不赞同“休克疗法”的。因为，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制度是自发演化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演化一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尽管我不赞成休克疗法，但我觉得林毅夫对前苏联国家改革路径的否定还是太武断了。他完全忽视苏联1990年前的历史事实，没有认识到实行了70年计划经济的苏联和只有20多年计划经济的中国相比，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不同。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选择休克疗法，叶利钦时期的改革更像是抢救式治疗，因为叶利钦主政前，苏联已经休克了，已经没有走渐进改革的可能。


    历史不是一块白板，我不认为一个模式可以适用于所国家。


    下面，我讲五个点：第一点，我和林毅夫关于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第二点，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第三点，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正当性理由；第四点，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第五点，林毅夫“增长甄别法” 的谬误。


    我和林毅夫关于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资源配置的工具。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它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反过来，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林毅夫所有的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的。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针对剑桥学者张夏准说他“太忠实于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把自己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批评，林毅夫辩护道：“新古典经济学针对这一切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制约因素。它很灵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动态性和协调失灵这些让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判断政府是否过于偏离比较优势产业。没有前者，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乏应有的智慧去抓住发展优势产业机遇，并为可能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如历史记录所强调的，政府可能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新结构经济学》第130页。 ）


    显然，在林毅夫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简直是万能的灵丹妙药，既能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又能告诉政府不能做什么！


    我不理解的是，一方面，林毅夫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他又公开高调地批评别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别人信奉新古典理论是“照搬”，他自己信奉新古典理论就是“创新”？为什么新古典理论在他手里是战无不胜的“神器”，在别人手里就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神话”？我不理解林毅夫讲的“照搬”是什么意思，但在我看来，如果有谁在“照搬”的 话，他本人一定是其中之一。


    我本人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评价没有林毅夫那么高，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至少不像林毅夫说的那么好。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我认为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一个更好的分析范式。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市场理论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是一个认知工具，市场竞争是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新的合作机会的过程；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均衡。市场的有效性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恰恰相反，这些假设与市场竞争是不相容的。比如说，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但“完全竞争”与创新根本不相容，因为创新一定会导致竞争的不完全，甚至所谓的“垄断”；新古典经济学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但根据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市场的优越性正是来自不完全信息，因为市场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分工和专业化的价值就来自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观性，我们才需要市场。


    新古典范式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的区别突出地表现在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新古典的假设使得企业家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偏好给定、资源给定、技术给定，信息是完全的，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同等聪明，当然也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


    在米塞斯-哈耶克范式里，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过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和套利，市场才趋向均衡；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使得市场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由此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信奉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但他们说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计算器：给定目标和手段，按照“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则计算出最优投入和产量。制定这样的决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机敏，不需要判断力。但对真正的企业家来说，想象力、机敏和判断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与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关。


    我应该为新古典经济学说句公道话。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容易误导我们对真实市场的理解，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发展出来的政府失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市场失败理论的谬误，从而使得市场失灵不再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充足理由。


    林毅夫一方面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另一方面，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在他的理论里，政府官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


    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我对产业政策的关注由来已久。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产业政策很受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代表团对日本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国内流行的观点至少有两点不切实际之处：一是对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估计过高；二是对其作用的方式估计错误。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错误的产业政策总会受到企业家的抵制。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尽管许多早期的研究把日本的产业政策塑造为成功的典范，90年代之后有大量关日本产业政策更为详尽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迈克尔·波特等人用翔实资料证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方面，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后，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正如刘鹤和杨伟民在《中国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言中讲到的：“计划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计划，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我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先讲认知能力的限制。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今天也预测不了30年后的事情。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就是分散化决策优点：每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市场竞争决定成败：成功的创新带来利润，不断得到复制和扩散，成为新的增长点；失败的试验停止。


    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专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有创新所必须的硬知识，但并没有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许多辉煌的企业破产了，就是因为新的、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


    让我引用江小涓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说明一下专家决策的问题。上世纪80 年代初期, 鉴于当时电风扇生产“ 一哄而上” 的局面, 机电部约请了若干国内有名的生产技术、市场分析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 商讨对策。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 专家们认为, 中国电风扇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保持在1000万台左右为宜, 主张选择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定点”生产。主管部门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然而实践证明, 专家们的预测与实际状况有很大差距, 电风扇的市场容量和生产规模不断迅速扩张, 80年代初中期的实际产销量与预测就有1倍以上的差异；到80年代后期, 电风扇的年产量和销售量均达到5000万台左右, 仅出口就达1000万台。在数年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中, 电风扇行业的组织结构也趋于合理, 生产集中于几个名牌企业集团, 但并不是原来设想的布局模式。江小涓总结说，这种使用了“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却没有得到“ 科学结论” 的情形, 在许多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出现过。（江小涓《经济研究》1993年）


    说到电风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讲过的他自己的故事。当年回国时他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全家每人一台，因为当时根本想不到以后能用上空调。


    管理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当我们看到专家对新兴市场未来发展规模的预测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创新者的窘境》第XXII页）


    接下来讲一下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即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从实际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结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业家通常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难理解，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但政府官员和专家们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结果是，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他们也没有权力阻止别人证明自己错了！


    让我以电信业为例说明这一点。3G通讯有三个国际标准，分别是CDMA2000、WCDMA和TD-CDMA，在TD-SCDMA作为3G标准上马之前，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老总和两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王旭东都反对，因为TD在技术上根本不成熟。应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2006年十几个院士联名上书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拍板，中国移动被要求采用TD标准。在TD成为“创新型国家”样板后，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直到2014年，《财新》才发表“TD式创新”一组文章，开始揭露真相。掩盖TD决策错误的办法是加快上4G，其实中国电信的CDMA2000和联通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没有饱和，根本不需要马上替换成4G。因为错上TD和过早淘汰3G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资金，但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概而言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因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林毅夫等人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只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科学，计划经济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关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已经证明，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就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再讲几句。


    林毅夫似乎认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是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解决的。这种认识如果说不是过于天真，也是对激励理论的误读。


    政府官员是多任务、多目标的代理人。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所有行为后果的有关信息，当然可以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得他们没有寻租的空间。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看，获取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对政府官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有效的度量，也就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对政府官员，我们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尽量让他们管的事情少一点，明确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有限政府”含义。


    就产业政策而言，激励机制的设计还有特殊的困难：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长期看可能是坏的；政策后果的好坏不仅依赖于政策的制定，也依赖于政策的执行。但政府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要界定每个官员的个人责任是不可能的。每个官员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我们很难区分究竟是“经”错了还是和尚念错了！3G的错误谁应该负责？光伏产业政策呢？


    我能想到的惟一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如果政府要实现某个产业政策，就应该让赞成该产业政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拿出来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认为这个投资是好的，那就给你个赚大钱的机会吧！拿纳税人的钱搞投资，总会有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


    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理由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主要理由是“外部性”和市场的“协调失灵”。但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林毅夫认为，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企业家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也与经验不符。理论上讲，林毅夫错误地理解了企业家如何做决策，这与他信奉的新古典范式有关。在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是基于边际分析。边际分析对日常管理决策是重要的，但在真实市场中，创新不是边际上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或者如杨小凯讲的“超边际问题”；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主要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当年比尔·盖茨预见“每个家庭、每个办公桌上会有一台电脑”的时候，他是通过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计算出来的吗？


    越是大的技术创新，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一个创新给企业家带来10的预期回报，给社会带来100的回报，不意味着企业家就不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只要预期成本不超过10，企业家就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当博尔顿投资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把蒸汽机卖给全世界，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蒸汽机带来的全部的正外部性；当比尔·盖茨创办软件产业的时候，他想的是每个人桌子上的电脑安装的都是他的软件，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软件带来的所有好处。


    外部性辩护也与事实不符。按照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技术进步在自由市场一定是最慢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但过去200多年的经验证明，自由市场下的技术进步是最快的。


    没有政府的资助，瓦特和博尔顿仍然发明和生产出了蒸汽机；没有政府的资助，斯蒂文森父子也发明和生产了火车；没有政府的资助，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了汽车，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没有政府的资助，IBM发明了计算机，比尔·盖茨生产了视窗平台软件；没有政府资助，马化腾仍然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给我们提供淘宝交易平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林毅夫大概不会否定这些都是最具社会外部性的创新吧。这样重大外部性的创新企业家都愿意自己做，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创新没有政府补贴就没有人做。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这一点我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已经证明了。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


    进一步，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从啃馒头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没有什么意义！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协调失灵。这里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


    所谓的协调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越是大的协调失灵，纠正它带来的利润越大。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也就是说，协调是企业家的职能。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做的就是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能力决定企业家的赚钱能力！让我举几个例子。


    马云的阿里巴巴协调了数以亿计的买方和卖方，所以才能赚大钱；当我在地摊上买西瓜的时候，居然可以用微信支付，这是马化腾的功劳；弗里德里克·史密斯当年创办联邦快递公司就是因为邮递由政府的邮政公司主导，存在协调失灵，尽管受到美国政府邮政公司的阻碍，他还是取得了成功，并且创造了新的物流模式；顺丰快递也是企业家解决协调问题的一个例子。


    再想一下今天的代孕市场吧！据说现在中国每年有数十万的代孕婴儿出生。一个中国妇女买到美国男人的精子，然后雇佣印度女人代孕，这是多么复杂的协调！但自由市场做到了。


    计划经济的历史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计划经济下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整天忙得团团转，仍然是生产企业时时告急，消费品到处短缺，市场经济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不知道林毅夫为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有能力协调经济活动？以我的观察，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抑制！


    林毅夫论证产业政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他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他讲的这个命题或许为真，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任何国家，总有雄心勃勃政府官员和专家想指导---甚至主导---经济发展，政府官员也要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产业政策保护。但由此引申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 ，则是个伪命题。“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难道由此就能推论说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吗？为什么不看看那么多病死的人？难道产业政策导致失败的国家还不够多吗？所有现在的发达国家都曾实行过专制政体，现在仍然有不少国家实行专制政体。难道由此就可以证明专制是发展的提前条件，专制是正当的吗？


    林毅夫说：“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议研究了产业政策，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但林毅夫没有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


    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自相矛盾


    “比较优势战略”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他的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但它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经验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评论道，“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在我看来，林毅夫是想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


    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代，英国政府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无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其目的都是证明，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贸易将使得各自的优势得到发挥，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贸易保护政策损人不利己。从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


    但李嘉图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带来的一个不好后果是，似乎比较优势是国家的事情。其实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个人之间的贸易、企业之间的贸易，因为国家不会做交易，除非是计划经济国家。因此，分析比较优势的好处完全没有必要涉及国家。


    比较优势实际上就是管理学家讲的“核心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是市场交易者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根本不需要国家的战略。如亚当·斯密所言，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时让他人去完成他们自己更擅长的工作。任何企业家，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一定会失败。甚至普通人也知道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只有傻子才会违反比较优势。瞎子说书、盲人按摩，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范。


    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看看各国的进出口结构，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没有关系。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


    按照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的理论，18世纪的英国绝对不应该发展棉纺织业，因为英国的土地不适合生产棉花，英国种植的棉花质量很低；1950年代的日本也不应该发展钢铁业、汽车和电子产业；1960年代的韩国也不应该发展汽车产业；高科技和农业也不会成为以色列的优势产业；浙江的义乌也不会成为世界小商品集散地。


    要素禀赋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这就像林毅夫和我今天被称为经济学家，并不是我们的先天禀赋决定的，而是我们自身学习的结果，至少对我是这样。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或者说，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但林毅夫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在决定比较优势上的重要性。让我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英国的棉纺织业。英国没有棉纺织业的资源禀赋，但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这是英国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这些企业家包括发明飞梭的约翰·凯，发明纺纱机的约翰·怀亚特，发明多轴纺纱机的哈尔格里，发明走锭精纺机的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机械纺纱机和现代工厂的理查德·阿克赖特，等等。当然，这里确实应该给英国政府记上一“功”。英国政府1700年颁布禁令，禁止从印度、中国和波斯进口棉织品；1719年又颁布禁令，进一步禁止一切住在英国的人买卖、穿戴或拥有棉织品，如有违犯，对私人科以5英镑罚款，对商人科以20英镑罚金。禁令的目的是保护毛纺织业，不是保护棉纺织业！但歪打正着，保护出一个强大的棉纺织业！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和韩国的汽车业。汽车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在1920年之前，汽车市场的领头羊是德国和法国，但1933年全球汽车产量的73%来自美国，德国和法国分别仅占4%和8%。美国之所以能超越德国和法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亨利·福特发明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与美国的要素禀赋没有关系。


    韩国汽车业的比较优势是现代汽车创始人郑周永这样的企业家创造的，郑周永原来是个汽车修路工。林毅夫认为，韩国发展汽车是违反了比较优势，因为韩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适合发展汽车产业。他的结论是韩国由此失败了。他的文章写于2001年，当时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的汽车业处于困难时期。但韩国现在是世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汽车出口占到总出口收入的8%，不知林毅夫现在又如何解释？他的基本论证方法是：如果成功了，就是因为利用了比较优势；如果失败了，就是因为违反了比较优势。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那些在他写文章的时候看起来失败的例子后来又成功了。


    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与事实不符。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确实与利用比较优势有关，但这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发展战略无关。但林毅夫似乎并不赞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他最近发表文章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


    就我所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产业政策，但并没有制定过什么“比较优势战略”。乡镇企业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但至1992年前，中央政府部门一直在打压乡镇企业，因为乡镇企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国家计委曾明令禁止把重要生产资料卖给乡镇企业，禁止给乡镇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开始的经济调整，也把乡镇企业作为主要的整治对象。


    外资出口占到中国出口的一半。外资来中国就是利用比较优势，这只需要开放，不需要产业政策。


    以上这些以及许多许多例子都证明：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有地理是不可改变的，其他都在随着发展变化。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除非每个人都是傻子。但如果每个人都是傻子，那制定战略的官员怎么会聪明呢？事实证明：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产业政策一是迷糊企业家的眼睛，二是勾引企业家寻租，弊大于利。


    如果想违反比较优势，那倒需要国家战略。看一下历史，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备受推崇的，但日本政府是把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前列，与日本的要素禀赋无关（迈克·波特等《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33页）。


    解决“比较优势战略理论”逻辑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不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而是按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他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他又说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而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那他的战略就是跟随市场走。他既要政府引领市场，又要政府跟随市场。林毅夫原话是这样的：“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结构经济学》P.23）除了政府有权力扭曲价格，还有谁有能力扭曲价格呢？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林毅夫是不是认为，在市场中的企业家读不懂市场价格信号，只有政府官员和专家能读懂价格信号？


    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


    为了制定产业政策，林毅夫提出一个六步骤的“增长甄别法”。其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生产已超过20年。


    我按照林毅夫的标准找出了不同年份值得中国模仿的候选国家，让我们看看是怎样一个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照当年汇率计算比中国人均GDP高80%-120%的国家，1980年有：科摩罗（400.3美元），贝宁（378.0美元），尼日尔（420.7美元），塞拉利昂（356.6美元），中非共和国（350.5美元），苏丹（398.4美元），冈比亚（398.9美元），多哥（417.7美元），加纳（411.5美元）。


    1990年有印尼（630.7美元），亚美尼亚（636.7美元），阿尔巴尼亚（636.7美元），乌兹别克斯坦（651.4美元），科摩罗（602.3美元），吉尔吉斯（608.9美元）。


    2000年有汤加（1926.7美元），秘鲁（1967.2美元） ，赤道几内亚（1979.3美元），阿尔及利亚（1757.0美元），约旦（1774.1美元），苏里南（1855.8美元），马其顿（1875.1美元），泰国（2016.0美元），纳米比亚（2059.4美元）。


    2010年有哈萨克斯坦（9070.7美元），马来西亚（9069.0美元），苏里南（8430.9美元），帕劳（8979.0美元），墨西哥（8861.5美元），加蓬（9312.0美元），罗马尼亚（9069.0美元），黎巴嫩（8763.8美元）。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人均GDP高80%-120%的国家，1990年有巴基斯坦 （3057.0美元），尼加拉瓜（3019.9美元），喀麦隆（2768.3美元），洪都拉斯（3205.3美元），马其顿（2763.1美元），哥斯达黎加（3220.5美元），马绍尔群岛（3020.6美元），乌兹别克斯坦（3031.5美元），吉布提（3112.4美元），尼日利亚（3030.5美元），毛里塔尼亚（2815.7美元）。


    2000年有厄瓜多尔（7387.6美元），斯威士兰（6853.4美元），多米尼加（8048.6美元），约旦（7742.5美元），白俄罗斯（7299.6美元），埃及（7556.7美元），秘鲁（6506.6美元），斐济（7070.1美元），突尼斯（7727.9美元），伯利兹（6953.8美元），萨尔瓦多（6424.9美元）。


    2010年有智利（19357.5美元），安提瓜和巴布达（20567.4美元），乌拉圭（17082美元），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20478.7美元），拉脱维亚（17983.1美元），罗马尼亚（17354.8美元），伊朗（17354.8美元），克罗地亚（19988.8美元），塞舌尔（20365.1美元），古巴（18433.9美元）。


    设想我们分别在1980、1990、2000和2010年为中国制定产业政策，林毅夫能否告诉我们，这些候选名单中有哪些国家值得效仿？


    林毅夫可能会辩解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标准，中国的人口规模与印度最接近，但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还低，当然不值得学；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最接近，但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太多，没有办法学，而俄罗斯在林毅夫眼里已经是失败的典范；按照文化禀赋的相似性，中国应该向日本和韩国学，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又比中国高太多了。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应该“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我不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给我们指出了什么路线！


    事实上，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差别很大，谈某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也许有意义，但谈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各地之间的差异甚至远大于某些地区与外国的差异。即使一个省内，各地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如陕西省的陕南、关中和陕北就完全不同。中国土地稀缺？那你去西部看看，那里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中国劳动力过剩？人口最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不足，需要从内地招募。这就显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离开企业家谈比较优势，是没有意义的。


    林毅夫 “六步骤增长甄别法”的错误在于，他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看成是一个完全线性的演化，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只能沿着同样的轨迹行进，不可能超越。就像一个人读完小学读初中，读完初中读高中，然后再上大学。基于这样的认识，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的政府有能制定产业政策也就不奇怪了！


    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决定了产业发展不是线性的，在任何时点上，一个国家究竟发展什么产业，取决于企业家的判断。甚至落后地区的一些产业也值得先进地区学。比如，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美洲大陆整体上比欧亚大陆要落后得多，但欧亚大陆还是从美洲大陆引进了玉米和土豆种植。


    幸运的是，企业家不会按照林毅夫提出的“增长甄别法”决定该做什么。当然，如果政府一定要用产业政策主导发展过程，林毅夫的六步骤甄别法也许是有用的指南，尽管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6年11月9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思辨会”的主题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