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 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为此,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同时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绌。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 于是,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结果,皇帝们的选择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即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最后让后人见识了一幕幕杀功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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