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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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信息化
社会信息化是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破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降耗减排，提升产业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新常态下的一个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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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察：一是产业的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二是信息产业化。今后，互联网将改变城市、企业、金融等诸多领域。
新的产业革命的特点是“互联网+X”。比如“互联网+金融”，等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制造业”，德国人称其为“工业4.0”，这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等于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这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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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营国际化
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14年，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约高出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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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化战略转型需要实现从产品国际化走向企业国际化，从商品输出大国走向资本输出大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所有”，从出口导向转向投资立国，从大多数产品贴牌生产转向品牌创新，从低层次国际分工战略走向高层次国际运营战略，从世界工厂“打工者”向全球资源“整合者”转变。
过去30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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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中国需要克服速度焦虑，主动调试心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泉。而创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则具备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阶段的全局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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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建议
1、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那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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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凸显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因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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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中国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总体部署，关键是要加以落实。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技术、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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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尽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如单独两孩政策）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2013年末，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中国高端劳动力人才的成本相对较低。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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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