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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社于2016年10月出版的新书《大学的改革》。 作者钱颖一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清华大学。2006年，在美国留学和任教25年后，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至今10年。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钱颖一总是与中国改革同行，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当改革大幕初启，他远渡重洋，探寻现代化之道，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者；当改革如火如荼，他频繁回国讲学，为改革建言献策；当中国呼唤更多杰出人才时，他放弃国外一流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回国投身教育事业。 《大学的改革》是钱颖一过去10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过去15年在中国教育领域不懈耕耘的实录。它包括《第一卷·学校篇》和《第二卷·学院篇》两卷，前者涵盖各种类型的学校，后者聚焦清华经管学院。本书体现出大学改革的一个主题——“大学为学生”，以及大学改革的两项内容——“实践现代教育理念”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本书在阐述教育改革思想的同时，真实记述了教育改革行动，重点体现“思行合一”。所以，它不仅是一本理念上“为何改革”的书，更是一本实践中“如何改革”的书。
14年前的2002年，我受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当时不只我一个人，一共有15位在海外大学任教的经济学教授受聘为特聘教授，每人在清华经管学院开设一门课程。绝大部分特聘教授开的是博士生课程，而我自告奋勇开设本科一年级的《经济学原理》。2002年9月我在清华第一次上这门课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在清华大学的主楼后厅，大概有500个座位。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开这样的课，所以吸引了很多学生，除了清华经管学院2002级和2001级本科生外，也有清华其他院系和清华外的同学来听课。在过去的14年间，我一直坚持在清华经管学院开这门课，现在我是同另外一位教师一起开。在2004—2005学年和2005—2006学年，我还同时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了这门课。现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也一直在开这门课。 在我开设这门课之前，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在中国的大学中或者不存在，或者只是一个学期的《经济学基础》。中国学生更重视《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因为通常认为，中国老师和学生的数学基础比较好，可以直接学习中级经济学，而《经济学原理》不用数学，太浅，不需要教。 2002年秋季在清华开这门课的时候，我坚持一定要两个学期。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是做对的一件事。尽管我本人在清华本科念的是数学专业，数学对于我学习经济学很有帮助，但是我强烈地感觉到，即使在今天，在国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经济学整体水平提高得很快的情况下，《经济学原理》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门课。这门课看上去简单，没有用任何数学，但是它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它传授基本概念、分析思路，特别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关于这一点，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教学中深有体会。中国学生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数学功底应该说整体水平不比外国学生差，但在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对原理的掌握，特别是经济学直觉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这个问题在14年前已经有所认识。在我受聘为清华经管学院特聘教授的那天，2002年4月28日，我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吴敬琏老师在那次研讨会上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建议就是要重视基础训练，不要片面追求前沿。我觉得这个话到今天仍然是对的。什么是基础？在我看来这个基础就是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中没有数学公式，只是一些图表。但是恰恰是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在普及经济学时，即使是在思考艰深问题时，也仍然非常重要。在当前经济学研究分析严谨、严密、数学化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更要去注重其中的基本思想。我并不是反对使用数学，实际上在做研究时，数学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学原理更容易被忽视。 所谓“理解经济学原理”，就是理解经济学中最简单、最根本的思想。我认为经济学原理也是经济学者之间最大的共识。经济学者之间有很多争论，观点也不一致。特别是经过媒体的放大和扭曲，就给读者很大的误解，以为经济学者之间的分歧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这不对。经济学者之间有很多共识，而这些共识的基础就是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今天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很多经济学基本原理是经济学者的共识；有时候我们过度地注意到了分歧，却忘了其中的共识。 1．经济学思想是简单的 这个简单怎么理解？它有双向含义。一个方向的含义是说复杂的现象可以用简单的逻辑来说明。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大道至简”，就是这个意思。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是“大道至简”的突出代表，他一直认为，假如你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描述世界，你就一定没有抓住本质。他说的是物理世界。物理世界非常复杂，但最后一定要用非常简单的公式来说明。这适用于所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不然就不叫科学。 另一个方向的含义是，简单的逻辑能够说明很多不同的现象。简单的道理能够说明很多不同的现象，这才叫好的理论。如果说第一个方向是说简单才能深刻，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说简单才具有一般性。英文说“A little knowledge goes a long way”，就是说一点点知识，能走得很远很远。非科学家会认为简单是缺点。但是科学家都知道，简单是优点。为什么不少人说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发展得更成熟、更精致？无非是说经济学用的假设更少，推理更简单，但推导出的结论更丰富。 当我们做数学、物理、化学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全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是我们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就较大，比如，我们容易追求全面，我们也很崇尚折中。这在操作问题、工程问题上是对的，因为这类问题必须要考虑全面，不能走极端，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一个折中方案。但是在挖掘科学道理上，你要想挖得深，往往就不能全面。当外国学者听完你的发言，给你的评论是你讲得很全面，这通常意味着你的发言没有什么新意，或者说你讲得不够深刻。 我们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喜欢用批评假定不符合现实来否定结论。批评假定不符合现实很容易。但是所有科学都要有假定。假定都不等于现实，这是千真万确的。仅仅说假定不符合现实就否定分析是不对的。我喜欢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方法论。他说，在自然科学中假定是否符合现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推论的结果必须与现实相符合。假定树叶像人一样能使收益最大化，比如，树叶长的形状就是使光合作用最大化。这个假定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树叶又不是人，怎么能做最大化？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我能够推断出在不同环境中树叶的形状，在干燥的环境中，在日光短的环境中等等，这些推断与在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所以他说，假定是否符合现实不重要。 当然，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并不认为这个方法论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原因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很难做可控实验。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可控实验来检验理论，以至于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那么重要。经济学研究的社会问题中有些能做实验，但很少。当你没有办法做可控实验时，当一个假定更贴近现实时，你会更相信由它推导出来的结论。但是，仅仅批评假定不符合现实就否定结论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简单的理论是好理论。经济增长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与太多的因素相关。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地理因素、资源因素等等。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我们理解经济增长最有帮助的理论是什么呢？是索洛（Robert Solow）增长模型。非常简单的几个变量，可以简单到三个变量：资本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加、创新和技术进步。恰恰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能够用来分析一百多个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并且从中对未来经济增长做出有用的预测。 非常复杂的现象要用非常简单的道理来解释，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抓住本质性的东西。比如说文化很重要。如果体现在中国人热衷储蓄，这可以体现在资本积累；如果体现在中国人重视教育，也可以体现在劳动力的质量；如果体现在改革开放，也可以体现在新的生产方式，即创新。正因为它简单，它就具有一般性，不仅可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解释日本的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解释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还可以预测印度的经济增长。如果把所有的历史细节、文化细节都放在里面，看上去很全面，实际上对理解经济增长没有太大帮助。 2．经济学原理是根本的
追求最根本的原因很重要。经济学原理就是追根溯源，寻找根本。马斯克（Elon Musk）是当代非常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同时涉足航天、电动汽车、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有全球影响力。他只念过本科，在宾州大学，读了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商业管理，一个是物理学。去年我有机会同他在清华经管学院对话。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形成的。他跟我说，物理学对他影响非常大，但不是任何一个物理学公式，而是他所称为的“物理学第一原理”，就是去追究最原始的假设和根本的道理。我也问他哪门经济学课程最重要。他回答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原理。原理课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溯本源。他说，人类有一个比较懒惰的思维方法，就是用类比去思考。类比也可以创新，但是那个创新通常是边际性的，真正要有革命性的创新必须要追溯本源。这就是他说的物理学第一原理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经常被问到：你是什么观点。但观点都是结论。大众关注结论，而学者则更关注得出结论的分析过程。我们也经常被问到：你是哪个学派的。就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界，除了专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以外，几乎听不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太容易以贴标签的形式结束对话，因为你不再需要追究道理。在今天，即使不同“学派”的经济学者，他们共同认同的基本原理也是很多的。 现在正好是大学的毕业季，有很多毕业典礼演讲。我觉得上一任美联储主席、经济学家伯南克于200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非常有意思。他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历数一遍，讲到经济学的时候，他显得很谦虚。他说，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预测未来的能力，只是对过去犯过的错误有很好的解释。但是他说，经济学有一个优势，就是认真仔细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帮助抵御错误观点和政策建议，它们或者是逻辑上完全不通，或者是与经验数据完全不一致。听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优势，但是不要小看它，因为他后面还有这么一句话：在现实中，至少90%的政策建议都是上面两种情况之一。 在我看来，抵御错误观点和政策建议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把经济学原理理解对。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可以抵御很多错误的观点和政策建议，而非经济学者很难做到。这里的区别很简单，就是要理解经济学原理。
作者简介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获得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中文著作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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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0 11:36:51
发表于 2017-6-22 20:5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