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主流”经济学家在哪里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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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主流”经济学家在哪里迷失？

——改革、经济学家与舆论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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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进步有目共睹。改革过程中的失误和偏差也谈不上经济学家有多大责任，因为他们并不是官员，通常对政策的影响也有限。

现在说人们把对改革的不满都发泄到经济学家头上，这确实多少显得有点奇怪。因此，不对经济学家的角色进行解读，我们对改革的反思就会不够完整和深入。

　　经济学家是替罪羊吗？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几位被称为“主流”的经济学家自己找来的麻烦。因为面对民众对改革偏差的若干不满和情绪发泄，这些经济学家断然否定改革本身有任何问题，只承认是改革遇到了障碍，而这个障碍似乎包括了“情绪化”的“弱势群体”。反思改革被认为是“出现了反对改革的思潮”，使“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受到了很大压力”，继而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反对改革的第三次大论战的说法，试图一举盖棺定论。这种武断的推理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因为改革的成功并不等于它没有失误、偏差和改进的余地。况且改革伟大也不等于经济学家伟大。中国改革不是按照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预先设计好的蓝图进行的，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主流”经济学家跳出来护短似乎有点不合情理。而且仅此恐怕也不至于使他们总是成为大家的靶子。

　　于是有经济学家自己出来给了新的解读：“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不良现象，大家要找出气的地方。但能骂谁呢？经济学家最合适。这个行业引人注目，骂起来又安全。”初听起来，这个解释倒是很实惠，但恐怕无论如何不是理性思考。因为骂起来安全而且更引人注目的行业有的是，不至于大家不约而同地挑上几位“主流”经济学家。

　　更深刻一些的思考是权力结构的约束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人们拣软柿子捏。“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了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贡献他们的智慧，无形中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评者的阵营。”这个解释靠近了一点。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研究比较显要，空间也更加宽松，因此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就自以为高明，抢尽风头，不讲专业，什么话都敢讲，挤占别人的位置，难免遭人忌恨。

　　不过，严肃地说，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约束确实是中国改革的制约条件。一般而言，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约束是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变革都必须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政治或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约束不少国家也有，我们则有一个从传统的国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走向改革的特殊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也绝不是市场取向改革彻底了，不良现象就可消除的，它还需要政治体制等多方面改革的配套。不过，这个问题更多与我们最后要讨论的媒体篇有关。

　　就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客观地说，经济学家不是政府官员和意识形态的替罪羊，同样，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约束也不是经济学家过错的挡箭牌。经济学家本来就是要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去探索和设计适合当时条件和多数人认识水平的改革方案。经济学家的理性不是脱离大众的自傲，而是理论的前瞻性。有一句名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可见理性与直觉可能有距离，但并不是对立的。理性往往引导直觉，但有时直觉也可能反映了人们一时不能归纳的更高理性。如果精英和大众持续的不能相互理解，要检讨的显然不是后者。

　　更进一步说，经济学家是因为走的太前而被人诟病吗?恐怕恰恰相反。这次好象是政治家走到了前面。因为正是顺应发展阶段的变化，近年来政治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及“和谐社会建设”，诱发了这场对市场取向改革更加全面的反思，实际上也有助于推动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改革的全面和深化。而个别经济学家则在民众开始了尽管不够全面和难免多少偏激的反思之后，仍然固执地讳疾忌医。埋怨权力结构妨碍了他们理性思考的经济学家落到了政治家后面一大截还不自知，这难免有点讽刺意味。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很明白，作为经济研究来说，现在“政治压力越来越小”，他们真正恼火的是“另一种压力，即公众舆论的压力”，认为“当前一些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听任这种现象蔓延，“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显然，精英和大众的对立比我们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为了搭建一个理解的平台，看来我们必须首先进入某些“主流”经济学家这些年来长期垄断的改革理论和学术领域。

　　“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缺陷

　　公平地说，“主流”经济学家的许多观点包括对改革的理性思考，并不无道理。有些观点也是有深度的。那么为什么总是使人感到是强词夺理或避重就轻的辩解，不能为公众理解和接受？除了他们站位的差异（例如同一个股改，公众认为流通股股东是弱势，他们认为非流通股的大股东是弱势，反对政策对流通股股东倾斜；公众认为对价只是对利益受害者的多少保护，以免在全流通时进一步受损，他们认为是对流通股股东这个新既得利益者的承认和赎买），恐怕还源于这些经济学家（其实他们在经济学界也只是代表了一个偏向的少数人）关于改革理论的若干核心思想与大众的利益和直觉产生了冲突。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讨论大家集中关注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的问题。

　　一、国企改革。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实际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不算个别特殊领域，国企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冰棍理论是否必然。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意识形态制约中国改革的典型例子”。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国有控股的股份制改造，也是马背上划道道，成不了斑马。个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国有资产就是一个怎样分或卖个好价钱的问题。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最多也就是把国有股权统统转成债权。他们埋怨，只是由于意识形态制约，他们才不便公开拿出国企全盘私有化的方案。但这样能干不能说，反而造成了不规范。

　　应当承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国企弊病的分析和批判是入木三分的。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即全面私有化主张，看起来很激进，其实并不深刻。国家不持股权，如果主要卖给外资，国家的经济安全肯定谈不上了，而且无论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各界社会精英，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赞同。如果象俄罗斯那样，分给老百姓，卖给私营企业，财产自然很快会在少数人手里集中，石油、电力、电信、航空、铁路、银行、保险都被少数寡头及其家族控制，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愿意吗？能够接受吗？中国社会还能安定得了吗？俄罗斯改朝换代的私有化都又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再国有化的反弹，有着几千年均贫富和革命造反传统、农民还占多数的中国能经得起这个分化和折腾吗？因此，在表面上完全是意识形态制约的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原因。

　　应当指出，正是由于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持有的是激进私有化主张，所以他们对国企改革不同形式的摸索、对国资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改革等等，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理论界的这种情况客观上不是推动而是阻滞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可能的突破。

　　第二个问题是更为本质的：现代企业理论是否证明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的私有制逻辑”？两权合一的MBA是否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如果是，那么中国多数人现在不愿接受全盘私有化就是时代的局限，或集体的落后和悲哀，如果不是，企业改革就还有探索和推进的空间。

　　个别“主流”经济学家以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告诉我们，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就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即所有权或委托权）尽可能一致的私有制逻辑，”并给我们“严格”推导出几个相关结论：

　　1、 只有那些愿意当企业家而同时又拥有足够个人财产的人才能被信赖为合格的企业家。因为富人搞砸了自己要承担后果，而穷人不必。所以“穷人比富人更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经营才能，”“如果通向企业家的途径不受个人财富的限制，大量一无所有的笨蛋就会冒充企业家。这一论点为‘资本雇用劳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个人财产制度极端重要，在于它是判别有经营才能的人的一种机制。

　　2、 “保证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的最理想状态是，企业家自己又是一个资本家。这就是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的原因。”“也就是说，经营者最好是‘内部股东’，非股东的经营者索取剩余充其量是一种次优选择。”即MBO老板同时又是经理或两权合一的情况最优，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是次优。总之，资本所有者应当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或选择经营者的权威。

　　3、 国企股份制改造不可能成功的关键在于国有股权的持有人还是经理人员，本身不是企业的剩余索取者。他们的投票权是“廉价的投票权”，不可能选出真正好的经营者。因此，“设想通过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来达到‘政企分开’是不现实的”。

　　据说，上述企业理论及其对中国企业改革的论断得到很高评价，论文被引用率最高，并对中国企业改革和后来席卷各地的MBO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存在几个重大的内在缺陷，上述理论恐怕并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资本雇用劳动，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现象。对此，几百年来有无数人作过解读。只是有辩护、批判和作为历史或科学来研究的不同角度。马克思的解读是说，资本家之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所有者，而不是相反。这个解释今天看起来，恐怕也不错。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要提供对这一古老命题的新解释，也未尝不可，只是这个个人财产具有识别经营能力功能的新发现并无依据。

　　因为上述理论的核心假定是：企业家才能是私人信息而不是社会信息，即这一才能只有自己知道而外人不知道。但是，这一貌似合理的经济学假定在这里恰好不成立。因为一个人在没有干甚或没有成功之前，是否具有企业家才能往往社会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企业家才能是一个“learning by doing ”即干中学和通过实干才知道的过程。当一个人的经营才能通过干的过程特别是干的结果显露出来之后，他才真正知道自己是否具有企业家才能，不过与此同时社会也知道了。因此，拥有财富确实给了一个人开办企业、过一把企业家瘾的权力，但丝毫也不能担保他有经营能力和会成功。个人财富的来源很多，它本身并不携带关于它主人经营才能的任何信息。这是所有企业在招聘经理人员时，并不把应聘者的个人财富状况和愿否抵押作为判别其能力的主要或重要标准的原因。可见，这种生造出来的论点当然不可能为资本雇用劳动提供任何新的理论根据。这样看来，我们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虽然也经常给企业家讲课，但还并不真正了解企业家才能的来源和识别方法。

　　其次，所谓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两权合一最优、使用经营者次优的理论其实也包含了两个内在矛盾。其一，如果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一是最优，为什么两权合一的古典资本主义让位于“次优的”现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资本主义呢？其二，如果企业家才能是干即实践了才知道，是社会信息，那么，谁来选择关系就不那么大；如果企业家才能不是社会信息，那么，资本所有者纵然有选择经营者的权威，又靠什么来保证他能选对呢？我们的经济学家真的坐在家里就相信企业是按照个人穷富来挑选经营者的吗？

　　其实，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忽略的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仅仅是企业优化的一个条件。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当然可能是两权越合一越好，但问题恰恰在于其它条件不是不变的，这样简单和极端化的最优理论就不能成立。例如，当有钱人没有兴趣或没有能力当企业家时，两权合一就比两权分离的“次优”差很多。这个以及许多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展开的其它因素，是“次优的”现代两权分离取代古典资本主义“最优”的两权合一的基本原因。

　　最后，说国有或其它公有股权的持有人或管理人还是经理人员，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即剩余索取人，因此公有股权改革肯定没有出路，这个论断又过于匆促了。既便在今天的美国，多数大企业的股权都不是个人或家族控制，而是由各类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持有，投票权包括选择经营者的权力都落在他们手中。但所有这些基金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千千万万的民众，投票、决策的则是这些分散的剩余索取人的代理人，即管理这些基金的经理们。这些拿工资和奖金的经理的投票权为什么就可以不廉价，或者尽管也时有侵害股东或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但仍然是西方市场经济中有效率而且占主导地位的财产管理形式？可见，正如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一样，选择经营者也并不必然是最终所有者不能分离的职责。现代市场经济委托—代理关系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刺激和约束传导机制，超越了一些人自以为权威的企业理论的狭隘眼光和武断结论。

　　应当指出，中国企业改革目前确有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探索和突破，只是它并不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给我们提供的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在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的改制存在着不公开、不透明和不公正的现象，相当一部分经营不善、管理无方的经营者反而成为改制的受益者。而在大中型企业中，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基本问题并未解决，相反在一定领域和一定范围内还有强化的趋势。二年之前，香港朗咸平教授对国企改革的抨击，不论其立论和方式如何偏颇和夸张，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舆论环境下，客观上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对MBO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但是我们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不是抓住这个社会和政府关注的契机，反思MBO改革中的问题，推进对国企国资改革的理论认识，论证改革的可行途径，相反简单地抓住对方言辞中的破绽和问题，上纲上线，进行从学术到人品的全面否定，把学术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把个人的偏激和行事风格问题扩大到新兴媒体和弱势民众的反改革倾向问题，使争论形式化和两极化。本来，中央提出的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出资人制度，已经触及到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其真正难点所在，正是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理论和实践突破的地方。但国企改革争论中的过多感情色彩和极端对立的形式，反而妨碍了对国企国资改革真正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探索，使国企、国资改革问题的理论推进基本停滞下来。由于缺乏理论突破和指导，近年来的国企国资改革实际上由于缺乏方向而徘徊不前。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和责任，但我国经济学界本身缺乏学术研究的规范、平等对话的平台、公正开放的学术氛围，结果使讨论陷入少数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按自己意愿解说、而其他人并不认同的僵局。这恐怕是这些年来几次所谓的“理论大争论”往往变成走偏了的“个人秀”，总是在媒体上热闹一阵以后不了了之的主要原因。

　　（作者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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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题为：华生：改革、经济学家与媒体之反思改革篇

　　历史往往要隔一段时间去看，才更加真切。记得1988年，我执笔了一篇“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的长文，分三期发表在当时被认为是国内最权威的刊物《经济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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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众媒体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文章被复印了在大学流传。这里抄录文章开头的一段话，读者也许仍然会觉得有似曾相识的亲切：

　　“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被摸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并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要避免动乱，争取腾飞的前景。

　　18年过去了，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换成“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那么恐怕仍然反映了我们今天不少人的感受。幸运的是，经过这1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领导人更加远见、兼容和亲民，而且与1988年空气中到处弥漫的急躁不安情绪相比，今天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实际上也已经空前的理性、平和与包容。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比18年前坚实和宽松得多的平台来讨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对改革的全面总结和反思，需要一篇大制作，这些仅就目前疑惑和讨论甚多的改革评价和经济学家的作用以及与媒体的互动问题，谈一点看法。

　　改革的成果与评价

　　中国改革是否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如果说在几年前人们尚存疑问，那么，今天即使是世界上最右翼的反华人士，也已经改变腔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对“中国崩溃论”感兴趣，而是到处渲染“中国威胁论”。正如拿破仑预言的那样，中国这个沉睡了千年的巨狮第一次开始苏醒，伸出的几个不尽舒展的动作，已经让世界动容。想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封闭、落后和贫困，28年的改革时代确实实现了中国5000年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富裕和历史跨越。改革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有统计数据为证，有中国乃至全球主流媒体汗牛充栋的文章论述，显然无需我们在这里赘言。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有那么大的进步和成就，为什么在我们大众的情绪中，却并没有多少感恩戴德，相反却似乎反馈了那么多的不满呢？

　　首先，这反映了大时代的进步。现代的中国人不仅已经不是我们每天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口颂“皇恩浩荡”的古代人，也不再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伟人和救星的近代人，而是自主意识强烈、求真务实的现代人。他们把进步看作当然，把挑战视为问题。他们认为政府本该当好公仆，预期生活自当不断改善。因此，当还带着旧式思维的精英期待人们的感激和仰慕时，他们难免听到的只是大众的不屑与反感。

　　其次，这也反映了小时代的更替。过去的成功意味着我们正确地应对了当时的挑战，认识今天的问题和明天的挑战才能有以后的成功。因此，对现状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改革的否定。198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脱贫脱困的压力，借助体制变革释放的巨大能量，大部分人普遍脱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旗帜；1990年代我们抓住的是发展机遇，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和市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帮助我们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发展里程碑；进入21世纪之后，外部面临资源和市场空前剧烈的争夺，内部面临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不断增长的窘迫与压力。我们很难设想，在走出贫困的1980年代，在可以使用廉价资源的1990年代，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也无法否认，在21世纪的今天，要人们即使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再继续满足于当年那样拼命工作只求一个衣食不愁的温饱生活，是完全不现实了。

　　因此，就对改革成就的肯定和评价而言，国外比国内要积极得多，人们实际认同的比他们嘴上表达的要正面得多。我们大可不必听到一些负面的反应，就像唐吉诃德看见风车一样惊呼：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已经结成了反对改革的同盟。这是会贻笑大方的。

　　改革的失误和偏差

　　很难设想，像中国改革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尝试会没有任何失误和偏差。认识改革失误和偏差不是反对或否定改革，而是为了更好的改革。实际上，中国改革从一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纠错、不断逼近真理性认识的过程。

　　对改革失衡的通常解释是说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实际上这种普世适用的解读由于过于空泛而显得苍白。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公平与什么效率的冲突，以及许多根本不能用这对简单概念去概括的各种社会现象与其经济本质。

　　概括地说，自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形成和累积的主要问题和偏差大体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劳工权利的缺失。

　　中国进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市场实际上并不是新东西，它是人类从摆脱蒙昧状态就创造和学会的组织和交换方式。它与人类社会已经共存了几千年。今天备受推崇的现代市场经济风靡全球是资本主宰市场之后的产物。如果也声称当过马克思弟子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条，那就实在是太不合格的学生了。

　　现代资本，虽然不完全像其祖先一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其要在扩张中生存的本性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增值追逐利润而引发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动力的源泉。但是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增值的贪婪往往又会使它像魔戒一样，令它的拥有者利欲熏心，走火入魔，丧失良心和道德，践踏一切人间准则和法律。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经历了反复的对抗和动荡之后，才大体形成了目前用各种劳工保护法令法规、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和一系列强制性或习惯性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构成的“现代法治市场经济”。

　　我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大一统的国有制计划经济下，工人虽然没有什么职业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但国家事实上对他们的职业、安全、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等承担了无限的义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撤消了对职工上述各方面的保障义务，但是，相应的劳工保护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又远远没有跟上。劳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组织——工会，在计划经济下只是行政的附庸和简单的文娱福利渠道，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样，当工人传统的权利不断消失，而昨天的公共资产又以既不透明又失公正的渠道转为经理们的个人财产时，人们的不满就是极为自然了。

　　应当指出，伴随着改革时代的推进，中国产业工人和新兴服务业的劳工主体从传统的城里人变为新进城的农民，使劳工权利的缺失和忽略恶性发展。100多年前，当第一批农民进入幼稚的现代工业萌芽时，他们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驱。100多年后，当中国农民的后代再进入真正发达的工矿和现代服务业时，他们变成了没有身份、没有福利、没有劳保、超时劳作、很少培训、收入低微的“农民工”。从“血汗工厂”到矿难的废墟，晃动着几乎全是他们的身影。

　　更宏观地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直线增加，劳动报酬与GDP的比重却直线下降，反映了制衡资本的劳工权利的缺位。其实，这个数字并不使我们惊讶。因为当理论只为资本辩护，当太多的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做出政绩，更不用说其中有些人自己也或明或暗的入股分肥而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时候，劳资关系的失衡和劳工权利的缺失就不可避免了。

　　2、市场规则与政府职责边界的错位和混乱。

　　计划经济下政府掌控全部资源分配导致了经济运行效率的低下。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但是，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也是有限度和边界的。在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尤其北欧福利国家，政府分配资源经常要占全部GDP的一半甚至以上，即使是最自由放任的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也经常要占到全部GDP的30%-40%，如果加上非盈利性的慈善、宗教等非市场组织控制的资源，市场分配和非市场分配确实可以平分秋色。西方从理论界到政界、媒体尽管始终有市场是否多管一点或少管一点的争论，但没有人认为市场取向改革彻底了就可以包打天下。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市场、非市场各有领域、各司其责的混合经济，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市场是财产权利的交易，因此市场规则要起作用的前提是产权界定要清晰，竞争能够充分。产权界定不清和垄断等外部性存在的地方，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此外，更重要的是，产权只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当产权的膨胀侵害了人的其它基本权利时，产权就要受限，市场也要让位。比如产权不能以人本身为标的，因此奴隶的市场交易是不行的。再比如安全、健康、基本的受教育权、生存权、投票权等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能受市场交易规则支配。用这个标准一对照，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我们迄今的改革，既有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即不足的问题，也有市场化越位即过头的问题，从而在不少领域表现为市场与政府角色与功能的错位。

　　比如，若干重要的生产资料如资源产品的价格问题。显然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场所。我们却会以影响民生为由，迟迟不愿把决定权交给市场。殊不知影响民生曾经是一盒火柴的价格变动要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理由。解决低收入者的民生问题应当是政府和社会由其它管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扭曲价格形成机制、造成全社会资源配置失调的理由。在价格变动、投资决策、市场准入的诸多领域，由于政府权力的干预，市场还远未发挥其基础的配置资源作用。

　　另一方面，如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障，基本的教育乃至廉价住房条件的提供，这是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这些领域是不能也不应随意市场化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方面，由于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廉价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不仅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往往也显著低于可对照的低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公民的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相反，各种商业化的收费、内外勾结、公私合营、名校办民校等利用垄断资源的市场化畸形发展。不错，在市场经济中，只要赚钱的来路合法，适应不同消费水平和能力的人们的需要，教育、医疗更不用说住房都可以或应当有商业化运作的空间。但是，这应当与政府提供的公益事业的服务完全分开，而且不能因此挤占和侵害大众享受这些基础服务的资源。同时，即使在这些目前还属于非基础服务的地方，如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由于教育在公民权利中的特殊地位和其外部性，仍然需要提供相当大比重的公益服务，帮助那些缺乏经济条件的学生拥有享受这些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不能把它完全视为取决于学生及其家长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

　　最后，即使在完全属于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和社会仍然有构筑市场正常运转的产权界定基础和法律法规框架的责任和义务。以股市为例，如果我们像前些年那样，一方面要市场承担帮助国企脱困融资等政策性功能，在市场化的口号下利用流通股、非流通股产权界定的混乱用高达近百倍的市盈率圈钱；另一方面又按西方规范市场的规则整顿市场，要求投资者按愿打愿挨的市场法则承担入市的全部风险，这样就不能不形成对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制度性歧视。股权分置改革，尽管它的方式和路径还未尽人意，但却切切实实是对这种制度缺陷的校正。

　　应当指出，尽管人们在实践的推移中逐步认识到改革的这些失误和偏差，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可以事前充分预计和提前设计的。实际上，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是对随着发展阶段的更新和改革深化作出的相当具有远见的回应。理论本应是实践的先导。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的窘境显然是与他们在这个转变时期引人注目的滞后乃至固执有关。（未完待续）

　　华生，1980年代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0年代末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在剑桥大学任教，1990年代中回国。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现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