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市场的价格歧视：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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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ou(1920)最早对价格歧视做出了定义，这也是人们现在提到价格歧视最常用的定义，即把价格歧视定义为对购买基本上是同一种商品的不同顾客收取不同价格的现象或行为。但事实上，这一术语还适用于当向不同顾客供应相同产品而供货的成本不同时，仍向这些顾客收取相同价格的行为。因此，Stigler(1987)对价格歧视作出了更加严谨和精确的定义，当相同或类似商品对不同顾客收取的价格是商品的边际成本的不同比例加成时，即认为这种定价策略是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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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价格歧视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最终销售市场的分析上，研究对最终市场上购买同一产品的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的影响。但是，由上游垄断厂商向下游厂商或者零售商针对同一产品收取不同批发价的中间产品市场的价格歧视行为研究才刚刚开始不久。中间产品市场的价格歧视在现实中普遍存在，此时价格歧视实际上是一种上游供应商利用市场势力实行纵向约束的手段。因此，中间产品市场的价格歧视与最终市场的有所不同。以往的一些研究文献也已经在一些情况下证明了中间产品市场的价格歧视带来的不同的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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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下游企业之间契约的决定过程不同，或者契约的形式不同时，价格歧视对下游行业和最终社会福利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目前对于中间品市场价格歧视的分析按照这个角度可以分为简单批发价契约下的价格歧视，两步定价下的价格歧视以及考虑买方讨价还价势力的价格歧视研究这三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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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性定价模型的价格歧视

在简单线性定价模型下，中间品市场的三级价格歧视分析基本与最终产品市场的一致，中间产品市场的制造商根据下游厂商衍生需求的价格需求的弹性区别对下游厂商进行价格歧视。在线性定价下，最终产品更受偏好或生产边际成本更低、生产效率更高的下游厂商的衍生需求的弹性一般会更低。因此，与最终产品市场价格歧视类似，垄断供应商会选择向高效率、低成本厂商收取更高的批发价，而向弹性较高的高成本厂商收入较低批发价。但是，价格歧视对最终福利的影响却与最终产品市场上有所不同。

DeGraba（1990），Yoshida（2000）研究了上下游厂商线性定价时价格歧视的福利效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批发价进行价格歧视的最终结果是虽然总体产量没有变化，但是减少了最终产品生产的配置效率，使得低效率厂商生产更多，降低了社会福利。Yoshida(2000)得出了令人诧异的结论：在线性需求下，当对中间产品实行价格歧视时，最终产品总产出的增加是总福利水平恶化的充分条件。这个结论与Schmalensee(1981)、Varian(1985)及Schwartz(1990)从最终产品市场的价格歧视模型中得出的结论形成鲜明对比，最终产品市场的研究表明最终产品总产出的增加是改善福利的必要条件。DeGraba（1990）还考察了长期内价格歧视对技术改进和创新的影响，认为价格歧视减弱了下游厂商之间的成本差距和竞争，使得厂商进行创新和采用先进技术的激励减弱，从而在长期内不利于产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

之后，Valletti（2003）基于Yoshida（2000）的模型，考虑上游垄断厂商的利润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投入品的平均批发价，而是投入品批发价的分布。他为了强调下游厂商成本分布对最终产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考虑了下游成本的均值、方差、协方差等分布特征，最后得到了一个补充性的结论：在线性需求下，最终产品总产出的下降是中间市场价格歧视改善社会福利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但是，这一结论要求下游企业成本存在非常强的负相关性，即下游利用该投入品最有效率的厂商在利用其他互补投入品时必须是效率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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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谈判势力与价格歧视

关于谈判势力与价格歧视的关系，Katz(1987)考虑下游厂商的后向一体化能力，将这一能力作为厂商谈判势力的重要来源。即下游厂商如果有能力，可以在谈判时威胁上游厂商若提供的中间品价格无法满意，则有可能选择后向一体化为自己生产投入品。由于下游厂商进入投入品市场会对现有上游厂商造成竞争威胁，上游企业可能会通过价格歧视向有能力一体化下游厂商提供优惠批发价以防止其后向一体化。

Katz(1987)考虑了一个上游存在一家垄断性供应商和下游存在两个同等效率的进行古诺竞争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的模型，每家下游厂商为生产一个最终产品需要购买一个固定比例的投入品，且不考虑其他投入品的存在。Katz最后结论表明，当不存在一体化的可能性时，价格歧视会降低总产出并损害社会福利。与最终市场上的价格歧视完全不同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中间产品的价格歧视会使得上游供应商向所有下游厂商都收取更高批发价。Katz的研究还表明，只有在禁止价格歧视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后向一体化，即价格歧视能够组织无效率，损害福利的后向一体化的发生。因而，Katz认为处于相互依存性和后向一体化的考虑，中间品市场上的价格歧视的福利效果是不确定的，如果只是禁止价格价格歧视显然是违背经济效率的。

O’Brien（2002）将Nash讨价还价模型加入到批发价的讨价还价中，并且考虑了另外三种影响相对谈判势力的因素：价格妥协的成本、推出签订造成的损失和谈判的成本。这一框架与Katz的“或者接受，或者拒绝”的假设的区别在于，在讨价还价模型中，禁止价格歧视使得上游供应商在谈判时作出妥协的成本越大，从而拥有了更强的谈判势力。如果只考虑后向一体化，那么在Nash讨价还价下价格歧视也是损害社会福利的，但是如果考虑引入的其他三种谈判势力的影响因素，价格歧视能够增加社会福利。
这两篇文献都是针对简单批发价格契约，在考虑讨价还价时对其他类型契约或是非线性定价契约据本人所知至今没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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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线性定价合同和价格歧视

关于中间产品在非线性定价时价格歧视的作用的文献相对较少，且主要其中在对两部定价的讨论上。在非线性定价情况下，上游厂商有激励追求整个产业利润的最大化，因而歧视性批发价的制定与线性定价下有所不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Roman 和Greg（2009）考虑了当下游非对称厂商之间进行价格竞争时，垄断供应商提供两步定价时的价格歧视行为。这一文献最终研究认为与线性定价时相反，在两部定价情况下，由于供应商的目标是追求整体利润最大化，供应商的最优价格歧视选择是对有效率的厂商收取更低批发价，这一行为使得有效率厂商生产更多，与统一定价相比提高了配置效率。但同时由于这一行为进一步扩大了两个下游厂商之间的差距，减弱了下游之间的竞争而使得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总体的福利效应取决于这两方面的净效应。可以预见，当下游的最终产品价格对批发价不敏感时，价格歧视会增加社会福利。Roman 和Greg（2009）证明了在完全覆盖的Hotelling下，价格歧视增加了社会福利。

从中间产品市场价格歧视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之前的价格歧视主要集中于批发价线性定价契约，直到Roman 和 Greg （2009）考虑了两步定价合同。但是，这两种契约并不能概括现实中所有的契约和交易合同，因此，本人私以为，考虑中间品市场不同的契约形式下价格歧视的福利效应是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个拓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