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真相：一场损失1600亿元的小型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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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报》温州真相：一场损失1600亿元的“小型金融危机”


5年前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本是一件举国震动的大事！从事件中汲取教训，本可以避免四年后蔓延全国，影响数百万人、上万亿资金的P2P危局，甚至为事关国家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引以为戒。但不知是何原因，该事件却被人迅速遗忘。


事件导致当地实体经济率先硬着陆，但事后盘点，发现受伤最深重的却并非实体经济、民间金融，而是有意规避风险却深陷泥潭的银行业。坊间有传闻，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把当地银行业改开几十年的盈利化为了乌有。也许正是银行业的承担，才使这场危机安然度过。


但是，银行业付出如此大代价的一件事，却没有好好总结并为后者戒，十分可惜！只在香港商报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略见端倪。


记者向很多上市银行总部求证温州银监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准确真实，统统被坚决否认。浙江主管金融的朱从玖副省长确认了银行业不良远超预期的事实：“我记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几十，个别股份制银行的不良也很高，两三成是有的。但银行的名字请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银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是否硬着陆 央行地方不同调


　　2011年秋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周小川刚接获温州求援报告，直接致电人行温州支行，商讨如何施救。美国次贷和欧债危机演变扩散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央行行长敏锐意识到温州几十家企业主跑路之后风险蔓延的破坏力，并提出两种对策：一种是紧急救助，大事化小，将金融风波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种是不给钱，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这样做温州有硬着陆的风险。


　　很快，央行确定600亿有条件救助温州，并与浙江省政府沟通，600亿再贷款期限一年，必须归还，省财政为温州快速处置金融风波进行担保。


　　相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1998年临危受命处置的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浙江省面临的情况是企业家群体跑路，并没有出现金融机构的挤兑，而广东省当时面临1000亿人民币支付的硬缺口，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广国投的资产负债率168%，资不抵债147亿元，境外投资者让广东省政府兜底的舆论压力也很大。审视了广国投和粤海的财务状况后，王岐山果断决定前者破产、后者重组，一年后为快速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兑付危机向中央借款380亿，紧接着央行增拨70亿的再贷款额度，紧急调集全省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2000多人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关闭了2000多家城信社、信托公司分支机构和农金会。原本计划9年时间偿还的借款，得益外贸出口复苏，一年后税收增加700亿，很快就提前归还完毕。


　　但央行救助温州的方案曝光后，舆论哗然，浙江银监局激烈反对，认为应该让高负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倒闭，实现自然淘汰，接着各大主流财经媒体充斥能否用大量公共资源救助私人老板的质疑声音，浙江省政府选择了沉默与放弃，即便10月初温家宝总理带领众多财经高官亲临温州现场允诺实施民间金融改革，温州的流动性迅速消失，已错过救助最佳时机，去杠杆变成现实，到目前为止超过万家企业大面积洗牌，银行业基本确认的损失总额高达1600亿。


　　银行替地方政府买单


　　600亿救助和1600亿损失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事后看一目了然，但是浙江省拒绝担保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国家金融业两个独立行政体系的矛盾与冲突。浙江省对温州危机烈度判断也许和央行基本一致，但救助即意味承担实实在在的损失，全省连环担保链的普遍存在让多个城市的损失预期更加悲观。不救助仅仅意味私营企业的洗牌(不是大面积关闭或破产)和银行出现坏账，央行和省政府对后续损益的权衡标准不同，态度自然迥异，金融系统盈亏对地方官员完成短期GDP各项指标考核的权重影响微乎其微，中央和地方对贷款资源的博弈中，只有贷款投放的大幅增加对地方政府有诱惑和吸引，贷款巨额损失引发的信贷增速骤降、信用崩塌对地方经济的长远负面影响、诚信企业与逃废债企业的甄别处置，地方政府往往重视不足。


　　反观中央政府即便600亿到位，如何救助才能达到及时、有效、损失最小化的目的，是更现实严峻的课题。征信系统缺乏公安、司法、抵押评估等多部委大数据有效支撑的前提下，债权人快速识别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的能力非常有限，中央政府与其寄希望地方政府兜底，不如尊重地方金融监管和银行一线人员的判断，堵住区域金融危机关键的出血点，建立城市、省级、中央三级风险分担联动机制，防止区域危机深化蔓延。否则单纯注入流动性，有可能因道德风险的增加和大面积逃废债而产生更大的损失，温州地区银行业2011和2012两年1500亿贷款增量的注入反而扩大了坏账损失总额，就是惨痛的教训。迁就短视的舆论导向或者民意，漠视快速果断处置的客观需要，往往贻误时机，让微小的皮肉伤口溃烂伤及骨骼或神经系统，造成持久的被动。


　　影子银行式企业隐患大


　　温州金融风波与广国投事件爆发的最大相同点，都是企业的过度借贷，以及民间投机资本将资金价格炒高到30%以上，广国投、粤海是地方政府组建的窗口上市企业，连带全省小微金融机构出现挤兑苗头；而温州陷入危机的是非上市民营企业，后者的财务状况更隐蔽，企业掌门人主动负债、运用高杠杆更大胆，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700%到1000%，比如立人集团、信泰集团、海鹤药业，这3家公司是通过破产程序才完整暴露了真实的资产和负债全貌。高杠杆企业的倒闭，比中小型金融机构挤兑有更大的破坏性，后者至少有被接管的可能，债权人或存款人的本金尚有部分安全保障，温州影子银行式的企业倒闭，除却抵押物进入拍卖渠道回收极少量现金，银行和个人借贷资金往往血本无归，没有倒闭的影子银行化身“僵尸”，随时侵吞吸嗜任何外来的资金。


　　两起事件后期处置最大的不同点是广国投借的是外债，涉及很多国家，由省政府邀请境外会计师和投行公开透明进行快速破产清算和重组，最终省政府、央行及境外投资者三方共同承担了损失，同时关闭省内上千家小型金融机构防止挤兑向全国蔓延。温州企业借的是内债，以民间债务和银行债务为主，2011和2012年危机最严重的阶段，银行业继续输血使温州地区贷款增量保持在1500亿规模，温州市政府组建15亿的应急转贷基金，浙江省政府没有分担损失，贡献流动性最多的银行业成为企业呆账的唯一承担者。另温州有1800多家各式色各样的小型放贷机构，目前仍然合法生存，他们和高负债运行但躲过危机的企业一道，成为金融系统血管壁上最微小但是最薄弱的节点，随时可能溃破并演绎新一轮危情。


　　温州化解流动性枯竭和改善信用环境的现实需求，被温家宝到温州视察后的区域金融改革的呼声掩盖和淡化了，公众和学者把焦点集中在利率市场化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放松民营资本金融准入管制等等脱离温州救急实际的宏观长远命题上，似乎多拿到几个民营银行牌照就能为危机解困，央行希望的自下而上改革、允许试错的改革思路，被信用崩塌、担保链引发的二次灾难的呼救声淹没。


　　经济好了 银行烂了 失信人多了


　　3年过去，硬着陆究竟给温州经济带来哪些影响？记者翻看了近10年温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将历年来的多项统计数据进行了模拟，发现这个历来重视民营经济的地方，公报中劳工人员数量统计缺失，而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数据危机期间一直保持正增长，这和企业倒闭潮非常冲突。据当地金融办介绍，与鄂尔多斯等鬼城空城不同，“硬着陆”通常导致的巨量人口失业和消费极度萧条，在温州并没有出现。只有2012单个年份的几个数字显示温州工业受到重创：GDP的增速从之前增长12%下滑到5%，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全部出现负增长，工业最困难的年份当地政府税收仍然增长了近7%。比较令人惊奇的是工业和出口的负增长瞬间即逝，2013、2014温州工业即全面复苏，今年一季度温州工业用电量增加8%以上，显示复苏的步伐加快。


　　银行业的表现出人意料糟糕，截止发稿时得到的消息，温州法院受理的银行借贷案件攀升速度依然不减，银行系统的风险不断暴露，最终损失有可能突破2000亿元，2013年坏账核销总量竟占到全国银行业的28%，一个曾经最具活力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最受追捧的城市，风波骤起后坏账处置额占到全国总数近三分之一，这个数字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大多数银行吐出了以往二三十年在温州赚取的所有利润，重回本世纪初银行业整体技术性破产的尴尬境地，只有极少数坚守差异化经营和独立审贷原则的银行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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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真实不良惊人


　　温州近4年银行业平均放贷余额7000亿元左右，减去3000亿个人贷款余额，相当于公司贷款的坏账率高达50%，随着后续更多金融案件的审结，受制连环担保“处置一千、新增一万”的放大效应，银行业的伤亡统计更加不乐观。只是目前公司坏账损失的绝对数值被贷款总额稀释，再进行4个年度的分摊之后，平滑缩小成几个点的不良率。记者向很多上市银行总部求证温州银监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准确真实，统统被坚决否认。


　　浙江主管金融的朱从玖副省长向记者确认了银行业不良远超预期的事实：“我记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几十，个别股份制银行的不良也很高，两三成是有的。但银行的名字请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银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外界普遍预计规模庞大的民间金融折戟崩盘后，其损失金额应该会大大超过银行业，但是近3年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标的金额只有银行系统的四分之一，即500亿左右。据浙江司法系统统计，银行在破产企业的总负债额度中占30%比例，果真如此，民间金融才是温州企业的真正保姆，危机过后民间金融的损失应该在6000亿左右，何来500亿就慢慢平息了？


　　曾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刘明康曾提示：“企业家宁可跳楼、跑路，也不愿申请破产保护，是因为没法透露很多借贷资金的真实来源，说明官商勾结。”


　　某大行行长直指：“破产企业的负债畸高至8倍到10倍，怎么可能保证日常运营？一定是破产之前把很多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转移到亲戚的名下。”


　　金融危机蔓延 温企公开逃废债


　　温州民间金融的市场容量究竟是被个人热钱还是银行资金喂大的，或是隐蔽在人民银行[微博]能够监测的货币体系之外，又成悬疑。大额借贷强制登记条例实施之后，浮上水面的和仍盘踞地下的民间资本的比例，直接影响业已发布数年的温州指数或综合民间利率的可信度及有效性。


　　温州银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金融风波最严重的年份，温州居民个人存款的数量没有下降，反而一直上升。有监管部门官员和司法系统庭长直指，温州企业逃废债从刚开始的个别偶然、迫不得已，到后来普遍自觉自愿，甚至出现频繁聚首、小范围公开探讨如何逃废债。比如将企业应收账款转到其它可信赖的个人名下，或者对外宣告严重资不抵债，让亲友用低价购买成为新企业主，资产转移到海外后再合法回流等。企业流动资金绕道通过个人账户流转，才能解释温州企业存款近三年持续下降而多项工业指标表现持续走好的矛盾现象。


　　温州危机期间法院借贷纠纷起诉案件是正常年份的10倍左右，个人与个人，银行与企业，银行与个人多方激烈对质博弈的结果，是四万多失信人的黑名单在今年初进入最高法院和央行征信系统，有偿还力而拒不履约的典型老赖被媒体曝光、限制出行高消费。温州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度只有0.68%，被甄别出的失信人总数超过全中国的5.59%。后者的数量级是前者的8倍之多。


　　民间借贷纠纷的案发高峰期比银行业诉讼高峰期提前了一年多，银行与民间借贷在法院的交集是争抢抵押物的运行时间。


　　温州的房价从2011年上半年一路走低，目前平均价格比最高峰期间拦腰斩断，银行业要出清积压的大量住房、厂房抵押物，对温州二手房市场是巨大压力。


　　实体经济受阻信用环境崩塌


　　随着时间推移，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名字，将逐渐被温州金融危机代替，后者是前者的深化蔓延，银行业的溃烂背后是当地信用环境的崩塌，是众多企业主为保护私有财富对诚信的出卖。信泰集团胡福林有效资产4个亿，债权人申报总额42亿，其个人16套房产记在胡恩圣名下，海鹤药业等关联公司账面资产2.5亿，但全部股东个人的民间债务超过15亿，为温州中院破产审理过程中界定企业债务增加了很大难度。


　　温州危机的各项数据表明实体经济即便经受了银行抽贷的短期折磨、政府救助不力，其强劲的活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十分强大，反而是吸收了实体排泄的全部毒素的银行业，极易重演技术破产的悲剧。上世纪和本世纪初期是全体国民将银行信用等同国家信用的高额储蓄年代，大量的银行坏账始终没有引致国有银行的大规模挤提，但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的今天，商业银行有限偿付存款将推动风险意识、逐利意识快速强化，坏账激增的银行业如果经不起大额存户和投资者的严苛审视，它的衰落可能是缓慢的过程，更大可能是瞬间的倒塌和挤兑风险传染爆发。


　　独立审贷稳金融秩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总理朱镕基为整治金融乱象，用了8年时间才让国债利率水平从世界罕见的年息15%降至1.5%。重建金融秩序后，铁腕总理将眼中的银行业健康稳定看成国家的命根，坚决启动银行业坏账剥离及上市，地方政府和中央其它部委被告诫不可以干预商业银行的独立运营。但是，中国银行业世纪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业改革，在温州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彻底性。政企分开所要求的检视现行政策的独立意识，新型审慎的信贷文化、一线机构的预警功能和危机处置能力都尚待完善。


　　银行须自下而上改革


　　本世纪初，自上而下的财务重组和坏账剥离使银行业的财务状况迅速改良，甚至让宇宙大行上市不到一年，市值就超越发达国家银行一百年的经营成果，但是中国银行业基业长青最需要的独立审贷精神、贷款责任终身认定的机制安排、风险控制基本原则，并没有在动荡的市场环境和大政府主导经济的现行体制内，得到持久深入贯彻。


　　盲目乐观遗忘风险


　　温州市政府多年奉行小政府和不干预市场的政策，银行业不会遭受地方行政因素干扰，而温州民营资本跨省、跨国的一次次冒险，虽然成败参半，但是企业主们多年来对银行业的负债一向有借有还，2010年的0.38%的不良率创下全中国几乎最低纪录。信用环境如此优良，让银行业坚信不疑温州是市场经济的理想之国，这里创业打拼得有些规模的企业主，人人有望成为中国未来的乔布斯。


　　据浙江省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回忆起2010年的情形说：“当时温州银行数量蛮多了，还是接二连三有银行托关系、想方设法提出申请要在温州开业，大家都很乐观，实际上很多人对经济周期的波动缺乏经验，只想到温州设立机构赚钱很容易，没有认真考虑过背后会有哪些风险，对市场的严酷性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盲目乐观使得包括温州在内的江浙两省成为2008年底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信贷资源倾斜力度最大的地区，那一年全中国的信贷投放增量相当于过往10年的总和，最终投放超过10万亿。温州地区2009年、2010年的贷款增量分别都达到了1000亿，但是2009年温州GDP只增加了100亿，也就是说温州的投入产出比10：1，如此强烈的预警信号被漠视，实体经济错过了一次由市场主导的优胜劣汰的机会，企业的负债水平急剧升高，准确的说是背负银行债务升高过快，在随后而来信贷收缩中率先爆煲，温州当地银监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前8月中小企业抽贷规模将近400亿，9月出现企业主跑路潮，10月中旬之后银监会再注入流动性，信用崩塌之势已无法逆转，大放大收的信贷调控政策成为高杠杆温州企业灭顶的人为之祸。


　　浦发银行执行董事沈思承认，太多银行放贷不谨慎，同质化竞争产生共振效应，震垮了温州民营经济这座大桥，银行纷纷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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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行政化迫在眉睫


　　温州中级法院民二庭庭长鞠海亭在分析众多破产案件或银行借贷纠纷的案件后，认为银行业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行政化倾向严重，过于注重书面文件审批和内部程序完整，一线信贷人员只是上面放贷、收贷计划的执行者；合同审查和尽职调查流于形式，“连哄带骗”诱导担保人签字、不认真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在处置风险阶段，为追求责任最小化，经常贻误时机，扩大实际损失和风险。


　　温州市金融办余谦说：“由于银行贷款期限与企业发展的周期存在期限的不匹配，导致企业存在一定的贷款缝隙。企业家在面对市场千变万化时，身处银行僵化的信贷机制与变化的行业发展规律，为民间金融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市场。”记者注意到，银监会关于担保链风险差异化处置的文件姗姗来迟，直到2014年7月底才出台，这比温州危机爆发晚了近3年。


　　目前温州银行业的当地分支负责人多被免职或调离，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的部门经理也陆续出现离职潮。一线审贷人员的专业性、独立性、责任心如何在危机期间发挥有效作用，对银行业运行机制和监管形成新的挑战。


　　中国银行业世纪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业改革，在温州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彻底性，政企分开后银行业重要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检视现行政策的独立意识不强，基层支行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审视过于粗放，基层信贷人员过度放松审贷标准，都不是原有自上而下能够完成的改革任务。引导所谓正规金融系统自下而上变革，形成去行政化、灵活创新、有效风控的运营机制和新型审慎信贷文化，应成为银行业深化改革的新课题。总结温州银行业巨额损失的教训，增强一线机构的预警灵敏度和危机处置能力，更是温州金融改革的题中之义。


　　政府喊话须担责


　　政府干预纠纷连连。前总理温家宝曾到温州视察，希望当地银行提高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这是中央政府用稳增长名义启动货币政策增加全社会杠杆率之后，对银行业风险定价偏好的更加深入的干预，容忍的结果是全国范围加大了普惠金融的研究及实践力度，较大比例提升了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和总额比例，增加了数万亿中小企业贷款的增量投放。但是发端于温州、浙江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喧嚣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激发更多企业的负债融资欲望，甚至成为过度负债企业拖延还贷、逃避还债义务的挡箭牌，进而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实体经济被银行业暴利严重盘剥的广泛共识，一时间银行业俨然千夫怒指的黄世仁，企业主变身苦大仇深的杨白劳。


　　这种对立在温州金融危机期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官员埋怨金融业对实业界见死不救，企业和银行在政府组织的多次协调会上无休无止的争吵：企业责怪银行不能雪中送炭，越困难越是压贷抽贷，并要额外承担多边担保风险。银行认为企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既然做了担保，就要履行责任，不能总是赖着不还。


　　幸运的是，温州法院很好坚守了这个城市的道德底线，承担起众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对立关系的疏通者和评判者的角色。温州中院金融庭庭长高兴兵说：“危机期间温州法院的债务纠纷收案标的是正常年份60亿的10倍以上，2014年金融案件的收案标的额达到创纪录的735亿，其中民间借贷165亿，银行诉讼债务412亿，收案的民间借贷和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数量近3万件，涉及年收入千万以上的企业近7000家。”


　　金融机构集中的鹿城区一位金融庭陪审员告诉记者，2015年银行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比去年还多，去年一周旁听40场庭审，今年春节后一周有时要旁听50场。法官个个超负荷工作，虽然年轻，健康状况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正是这些法官夜以继日的工作和翔实公开的审判文字记录，记者得以观察到企业和银行纠纷的冲突细节，纠正之前一味袒护企业主的立场，客观评估温州的信用环境。


　　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将2012年定义为企业借贷危机年，与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的前期定位区隔开来，也是希望舆论导向淡化温州民间金融的危害，转而关注银行业压贷抽贷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第二波企业借贷危机外界宣传很少，其实跳楼人数和跑路企业家更多，损失更加惨重，而银行业1600亿坏账处理会拖累温州的GDP到2016年底。


　　这是地方官员首度公开披露当地银行业损失的宏观数据，但“拖累”之说过于牵强，管辖区内实体经济的崩坏或者企业恶意逃废债才会令银行业坏账激增，而非坏账激增影响GDP。2011年、2012年温州经济最困难的年份，正是银行业增加输血1500亿给当地周转，工业增长失速才得以控制，规模企业的利润指针、出口指标都变健康之后，银行业坏账却大规模爆发，作为地方首脑，应该认真思考为何温州近3年信贷净投放比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减少了1500亿，为何区域内企业大面积逃废债，拿出措施扭转温州信用环境快速恶化的局面，切实改善银行和企业的关系。


　　温州市现有1000多亿的财政储蓄，如果拿出200亿为争吵不休的企业和银行快速解开担保链，建立增信和风险分担基金，可能早已是三方多赢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市县两级政府应急转贷基金约15亿元，且应急转贷时间很短，小微企业信保基金市区两级政府出资8亿元尚未全部到位。


　　舆论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不应选边站


　　面对大量欠债不还钱的企业主，银行无奈无力无助。近期李克强总理频频呼吁降低银行的各种收费，央行为此调低了贷款基准利率，这个举动表明总理更加重视债务人一方的成本需求，而不是债权人的追偿风险。据记者多方了解，建设银行在温州的企业贷款损失率超过80%，而浦发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因抵押贷款占比较少，企业贷款损失率也接近40%，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国东部的不良贷款构成中，温州占比相当可观。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则因为区域内其他银行的止损式抽贷而越陷越深，做出了很大牺牲。另外据当地知情人员透露，户均贷款2000万到上亿的非有效抵押贷款，几近面临“死光光”。法院纠纷个案审判中，竟有企业以技术改造资金名义申请银行贷款，收款之后即刻归还政府转贷基金，企业主的诚信度、地方政府和银行还款约束力的天壤之别可见一斑。


　　经济减速下行周期，银行惜贷是遵循正常的市场规律，低效企业、非诚信企业如果不尽快淘汰，会进一步拖低全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政府领导人对既是企业家又是债务人的任何表态应慎之又慎，否则道德风险将被急剧放大。


　　中国诚信体系的构建障碍重重，工商、税务、公安、司法、不动产数据共享机制至今难产，使得骗贷、逃债的违法成本极低，金融系统相当于中国经济大厦的地基，也是国家经济稳定的堤坝，公众舆论和决策层往往只看到其巍峨华美的一面，对不停开挖侵蚀主体的行为警觉不够，目前急于分食银行业唐僧肉的不仅是中小企业，连以往对高利率意向不敏感的地方融资平台、连吃多年低息贷款的国有企业也加入了叫喊“融资难融资贵”的群体，高层政府官员盲目顺从“民意”的结果无疑将加速大厦倾倒。


　　民间金融监管须防患在先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温州的民间资本实力雄厚，民间的借贷活动非常活跃，三十多年来，每一次民间集资的疯狂，总是以毁掉多条人命的残酷方式暂时平息，此次温州危机自杀的企业主及放贷人近70人，温州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1800多家放贷机构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杀人放火的歧途？如何做好民间金融长期有效监管？对此，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认为，地方监管部门抽检类金融机构的权限职能应该扩大，他说：“在温州，这些非银公司账户的资金周转金额与速度远远小于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账户活跃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让公安和司法部门介入，往往太迟了，所谓民间金融风险的事中监管就是一句空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有抽查机构法人或紧密股东个人账户资金往来的职能权限，立足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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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风险长期偏高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是温州本地人，对此次企业大面积洗牌风波他心痛不已，他说：“死掉的都是行业龙头，是一些知名的信誉好的企业，还有一些历史很悠久的都死掉了，元气大伤。”但是站在审视风险的角度，死掉的企业一定不是好企业。


　　听完张仁寿院长发言，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非常恭敬发问：“请教张校长一个问题，温州地区的资金量与中国许多地区相比一直是很充沛的，为什么长期以来这里的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呢？”这个问题也困扰了记者很长时间，张仁寿几乎不假思索响应：“利率高是因为风险也高。”


　　高利率所对应的高风险究竟是企业家必须面对的市场风险，还是企业家自身的冒险意识为资本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温州企业家本身的道德风险就很高？这是一个应该认真甄别的问题。


　　张仁寿承认温州的上市企业数量极少，和温州人宁做鸡头不愿分享股权的文化心理有关，分享股权同时意味着财务公开，这对温州商人熟人间讲信用、陌生人打折扣的文化痼疾是巨大的挑战。有证监会官员直言不讳：“温州企业要想上市，数据审查一定要严一些。”


　　某家资产管理公司接受一家银行转让的温州不良资产包后，打开几十笔贷款进行尽职调查，对其中一笔大额贷款印象颇为深刻：“10个亿的房地产项目资产包，打开来，十几个项目，土地手续、建筑许可证、现金流报表，全是假的，银行的钱骗到手究竟弄到哪去了？这样的信用水平，还想借钱？”


　　从大额公司借贷到小额个人借贷，如果银行总是落入债务人“人人想吃唐僧肉，钱进不再想还钱”的信用陷阱，将贷款利息、罚息或者手续费成本提高几倍，都是徒劳的。


　　“大不了，我们温州的贷款都不要了，撤销机构关门走人！信用环境破坏易，重建难，一粒种子到了肥沃健康的土壤里，才能开出鲜花，落入污染的环境，只能长出毒草。”一位股份制银行的高管抱怨。


　　债务人失信率高 互保链条仍在增大


　　金融案件的起诉密度、深度和广度，如果发生在2012年和2013年，更加吻合前一两年的工业停滞，奇怪的是2013和2014年度温州的工业数据一直处于复苏正增长阶段，为何银行的诉讼活动越来越频繁？翻阅了几百份温州法院裁判文书之后，记者吃惊发现，这些诉讼中因续贷逾期不归还的案例极少，多数是2013年新借不还案例，房产抵押、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连环担保各种名义的一年期贷款，金额小至几十万到一两百万居多。由于各家上市银行拒绝公开披露小微企业坏账率的细节，记者只能通过查阅温州司法系统的公开审结文案进行粗略统计和判断，95%的银行诉讼是几十万至五百万以下额度的企业或个人贷款，银行下沉户均贷款余额的努力清晰可现、以往利用优势地位盲目求大的作风明显改进，但债务人弃房还贷、各种名义拖欠违约比比皆是。用陪审员的话说，“很多小的坏账，累积多了，最终银行的损失还是很多”。


　　更加奇怪的是浙江许多地方互保联保贷款方式陆续被抛弃，其放大风险的弊端在2011年期间就已充分显现，媒体和企业反复批评其引发“火烧连营”恶果，为何2013年之后新增贷款温州银行业仍然固执沿用连环担保方式？担保人数从以往两三个，增加到五六个，保额比贷款额度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唯一的解释，是债务人借钱不还的概率太高，只能借此增添债权的安全砝码。


　　温商的冒险精神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为温州经济立下汗马功劳，在实业受困期冒险意识如果体现为过度负债，反而增加了其覆灭的几率，抱团衍生的联保互保风险已经从单纯财务层面上升到法庭内外对诚信公正的践踏和蔑视。


　　记者看到的数百例银行起诉案件中，债务人拒不出庭的情况极为普遍。温州法院系统在银行债务清收和企业风险化解的两难境地中，曾因坚持“担保有责”的审判基本底线，而被指责是将企业推下“断崖”的“黑手”。某些审判文书显示，互保圈某个债务人出现逾期欠债后，担保人往往编造各种说辞，将责任推定银行违规，解脱担保责任等。比如：某企业法人代表借款不归还，企业其它股东当庭辩解，说合同盖章是法人个人的借贷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其它股东的真实意愿，请法官判银行贷款违规，黑白颠倒的程度令人咋舌。


　　银行贷款在道德风险较高的地区，已经异化为没有股权回报的天使投资。


　　记者希望在温州市处置办和企业主面访的要求被婉拒，理由是到这里来投诉的企业主总是被银行纠缠得心情不好，这个部门每周要开企业和银行的债务协调会，既要防止企业逃废债，又要防范银行冷不丁抽贷压贷。


　　民间金融监管存空白


　　温州虽小，因为民营之都的独特标签，它的起飞、盘旋、颠簸、失速乃至最后的硬着陆，都会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硬着陆为温州带来一些好处：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比如区域金融综合改革的金字招牌，双层监管体制的摸索尝试，世界级明星城市才能获得的境内外媒体关注度，地方立法权确立、金融司法创新、快速破产机制的有效建立等等。


　　自区域金融改革方案出台以来，关于金改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地方和中央都倡导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地方政府和众多放贷人侧重金融普惠，主张消除经营特权，给予小区机构合法吸收存款和放贷的自由。中央政府更看重民间金融野蛮燃烧的根源治理，三十多年来，每一次民间集资的疯狂，总是以毁掉多条人命的残酷方式暂时平息，温州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1800多家放贷机构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杀人放火的歧途？“高利贷公司的老板风控水平不比银行差，更有效率，但是暴力讨债是造成命案的原因之一。”一位曾经给高利贷公司老板开设培训课程的风控专家如此分析。


　　民间金融的真实规模高峰时有多少，不同组织给出的数字大相径庭，企业协会认为有8000亿，人民银行测算4700亿，当地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认可1200亿，按照司法系统的测算，则在7000亿规模上下。


　　数据混乱折射的是民间金融监管的空白，有业界人士指出，民间金融的规模不需要太大，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和个人愿意加入炒钱游戏，高息回报的星星之火瞬间可成燎原之势，就像原本半杯水量的杯子，一旦快速旋转，漩涡边缘飞溅的水花总会让外界误以为水量充沛，取之不尽，政府之手确定的存款基准利率越低，房地产或股市的预期回报越高，漩涡的推动力就越大。温州的民间利率始终是市场化定价，2011年月息高至九分，恰恰是温州区域风险的历史峰值纪录。


　 地方事中监管待加强


　　目前温州的小型类金融机构有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借贷服务中心、几十家P2P公司，但是由于小型机构庞杂多样，归属不同部门管理，金融办的日常协调难度不小。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和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都曾提到：“有必要探索和建立中央和地方双层监管体系，解决地方民间金融的监管空白带来的问题。”《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实施从立法角度首次厘清双层监管的边界，尽管存在隐私保护和偶然利得纳税的争议，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又保留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


　　温州金融办仿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建制，目前有70多人的规模，在各区县设置了四百多个资金交易的监测点。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全程跟踪了危机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与记者沟通互动时，开放度好过当地正规金融监管部门。余谦认为，地方监管部门抽检类金融机构的权限职能应该扩大，他说：“在温州，这些非银公司账户的资金周转金额与速度远远小于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账户活跃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让公安和司法部门介入，往往太迟了，所谓民间金融风险的事中监管就是一句空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有抽查机构法人或紧密股东个人账户资金往来的职能权限，立足防患于未然。”


　　2011信用崩塌大地震，造成几十位鲜活生命永离人世，它给这座城市的血淋淋的记忆是永远不可以忘却的。记者漫步在温州漂亮的新区广场时，希望这里未来开设一面永久纪念墙，将历年来因高息借贷而自杀的每个生命步入绝望深渊的故事，永远隽刻展示出来，警醒普通民众和企业主面对之后各种投机浪潮时，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谨慎，多一份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