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一批颇具市场眼光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然而国内许多企业家却拿着与所创业绩很不相符的收入。调查显示,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只有12万元,收入最低的10家公司的高管年薪仅1万元左右。 刘瑞旗曾经是上海黄浦区百货公司毛纺门市部的经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运用品牌经营和贴牌生产的方式,使资产293万元的小门市部每年上缴利润超过了1000万元。与此同时,刘瑞旗提出“绩效挂账”的想法:在保证每年一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基础上,超出部分按10%的比例计为经营者的业绩,并以挂账的形式逐年累积,以体现经营者的身价。尽管这些钱并不会实际发给刘瑞旗和其下属,但起码可以提供一种形式上的认可和激励。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安慰”也因为涉及国有资产而不能被接受。直到2000年,刘瑞旗还是拿着十几万元的年薪。2001年,刘瑞旗融资9200万元,以MBO的方式买断了恒源祥的全部股权,自已做起了老板。 与他相似,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1978年)冯根生的收入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变化,这一过程可看作是中国企业家价值被逐渐认可的样本。1972年,冯根生作为厂长的月薪是90多元,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已经很高了,随后的20年一直稳定上升,到了1992年是480元。这一年是冯根生收入的一个分水岭,自此,青春宝和正大集团合资。按照合资公司的收入水平,他的工资立即涨到了几千元。虽然,他年薪的具体数值不得而知,但按他自己对外的口径,“几十万元肯定是有的。”据青春宝内部人士透露,冯持有的正大青春宝2%股份每年的税前收益也在130万元左右,另外冯还持有胡庆余堂的部分股份。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组织部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理必须是大学本科生,而冯根生只是一个小学生,最后杭州市政府破例挽留,他才留下来了。冯开玩笑说:“当初我要是离开,肯定去做民营企业了,也许现在的身价也能进福布斯的排行榜了。如果我60岁退休,这八九年,我自己做私营企业也搞大了。”曾经有一家想进入中药行业的外企给冯根生开出了100万美金的安家费,年薪的承诺是“你开个价”。同样,跟着刘瑞旗做贴牌毛线的江浙老板大多有了过千万的资产。业绩收入倒挂是企业家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把企业家价值被低估的现象表述为:“我们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
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针对沪市593家公司的研究也表明,沪市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报酬最高的为60万元左右,有过6成的高管年薪在10万元以下,“低报酬”现象十分普遍。即使是国内生活水平最高的上海地区,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年度报酬也才8万多元。 与1998年世界各地?CEO?的报酬比较,中国经理人的收入大多处于尴尬的地位。如美国为107.2万美元,英国为64.6万美元,德国为39.8万美元,法国为52万美元,中国香港为68.1万美元,巴西为70.1万美元。即使除去10?%~40%?不等的股票期权份额,他们的收入也远远在中国大陆经理人之上。虽然有制度文化、发展过程等差异,但毫无疑问,国内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是与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人们所期望的作用极不相称的。 [ 参考资料:《人才视点:中国企业家价值几何?》,新华网,2003年3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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