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土地产权不牢 社会地动山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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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遭遇拆迁求告无门，用射钉枪杀死村长何建华的河北青年贾敬龙被正法后，媒体又不断曝出新的杀村长事件。

    2016年11月15日上午，在大量知名法律学者“刀下留人”呼声之下，河北青年贾敬龙被执行死刑。2016年11月16日下午，陜西延长县，村民黑延平因土地补偿款纠纷杀了村主任曹英海，并且殃及无辜，杀手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直系旁系4死5伤，上有60岁老人，下有3岁小儿。

    这正是人们呼吁“刀下留人”的原因之一。且不说贾敬龙杀人，何建华先有罪过，且贾两年来求告无门。废除死刑或者少杀慎杀，表面上是追求庶民犯法与王子同罪（谷开来蓄意杀害外国人且利用公权力掩盖罪证尚且不杀）的平等公正权利，事实上也是在保护官家人，否则，求告无门走投无路视死如归的庶民，在私力复仇中采取灭门手段的会愈来愈多。反正是一死，不如多找几个陪葬，也给自己的家人少留几个仇人。而若法律有情，则人必有恻隐之心与是非之心。亦忱先生曰：“那些决定杀掉贾敬龙的人，其最大的功劳，是把正义女神从中国的法院驱赶到野狼出没的旷野四处流浪。”

    跳出恩怨仇杀本身，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乡村有民主海选村民却依旧痛苦？为什么村长会成为最危险职业而同权力等级的城市居委会主任或业委会主任迥然相异？为什么杀了贾敬龙还有后来人？天天喊民主的知识精英们想过没有？主张土地农房只能“被集体”的乡建派们想过没有？主张对贾敬龙们“杀一儆百”的主杀派们想过没有？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否则社会便堕入地狱之门。我说，财产公有（含集体所有），权力必私有。财产公有，便纵有民主海选，也敌不过权力私有金钱政治（有人说那是因为民主海选被操纵太多，导致不民主。他们不想想，正是因为利益太大，人们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杀人而要操纵民主）。求告无门下的私力救济（冤有头债有主的个体复仇）被无情杀头，接下来的就是更加疯狂的滥杀无辜。民主和严刑竣法都是不是人类福音，福音书是私有和法治，财产自由迁徙自由言论和信仰自由等自己的私域自己作主，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中国大陆1998年开始城市住房商品化，很多城中村、城郊村的村官开始有了巨大的权力变现利益。有没有媒体或研究机构统计一下，1998年以来有多少村长村支书被杀，占城中村城郊村的比例是多少？偏远地区的又是多少？有了利益之后，许多人在竞选过程中甚至不惜杀害竞争对手。这个数量和比例又是多少？有多少村官犯罪，比例又是多少？

    人类告别极度匮乏的原始共产主义之后，私有制是道德和文明的基础。以一个小村庄为例：同样是集体所有制，同样是海选村官，如果是城中村，大概率的可能会变成流氓治村，因为权力随时可以变成钱，而且是许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大钱。如果是一个非常偏远又没有什么其他资源的纯农业村，请谁谁都不愿意当村长，因为招待上面来人都要自己掏钱，最后基本上是热心公益的愿意来当村长。也就是说，权力没有含金量的时候，掌权人才会变得有道德。要让权力没有含金量，不是阻止城市化回到小国寡民甚至回到原始共产主义，而是让财产归个人，就像城市居民自己支配房产前提下的业委会。

    拉贝莱说，学术无良知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是社会的毁灭。大焕曰，道德不是空中楼阁，其必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上。私有制才是人类文明之锚。

    人类文明在二十世纪以来有一次大面积断裂的历史，就是私有制的崩溃。只有重新接上这个传统，才有资格谈更高级文明的进化，否则，梦想再美，没有桥梁；巴比塔再高，建在沙上。

    我经常嘲笑中国的民主派居然不先争取农民的财产私有权，没有财产私有的民主，跟被阉了的太监谈恋爱有什么区别？那一定是假的，意淫而已。

    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历史，不能照搬照套别人的经验。比如，在考察当下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私有制根基不牢、依然断裂这个“中国特色”。如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个根基是牢固的，没有断裂的。

    又比如，在研究城市化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从1949年到1998年，中国的城市化也是被人为阻止甚至朝着反城市化的方向努力的。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当然，我强调私有制根基，不等于非得要一夜之间宣布私有制，那样有太多脑子被洗成花岗岩的人心理上无法接受啦！关键是支配权。支配权不可以集体所有或公有，支配权完全回归个人或家庭即可。至于所有权，国有或私有无所谓，都是名义。美国国土面积936.48万平方公里，其中，私人所有的土地占51%，联邦及州政府所有的土地占47%，印第安人保留地占2%。从英国法学理论角度上讲，英国的所有土地都属国家所有，而实际上全英国90%左右的土地为私人所有，土地所有者对土地享有永久业权。英国土地所有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土地所有权包括对地下矿藏的所有权。日本现行的土地制度也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土地中个人所有土地占57%，法人所有土地占8%，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所有的土地占35%，其中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占有的土地多为不能用于农业、工业或住宅的森林地和原野。因此在可以利用的土地中，私有土地占很高的比重。英国所有土地名义上都是国王所有，不影响私人支配权的完整性；中国城市土地国有，不影响私人房屋产权个人和家庭支配权的完整性。

    很多人会说，土地财政之下，土地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地方财政的摇钱树，怎么可能支配权完全回归个人和家庭？

    事实上，经过了改革开放后长达几十年竞相压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招商引资竞赛，中国的工业产能已经没有一个行业不严重过剩；经过了1998年至2016年长达18年的中小城市城镇化大跃进，中国的城市面积扩张是人口扩张的3倍，90%以上的城市建成区和绝大部分地区房地产业已严重过剩。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再卖地只能建空城鬼城。而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地方债，已经成为银行的一颗定时炸弹，成为金融风险的隐患。再接下来，土地财政有百弊而无一利。

    同时，现行城乡不能自由交易的农村土地和农房制度，在阻挡农民进城的同时，也阻挡了一些已经衣食无忧的城市居民下乡建设、把田园牧歌当人生奢侈品的道路，令老屋破败，土地荒芜。

    只有自由交易才能最好地配置资源，古今中外，从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