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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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来源：裘元伦 《求是》，2005年第12期

[案例内容]：
德国社会的分配分为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供初次收入分配的客体是“国民收入”。按照德国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在经过一些项目的增减计算之后，最后得出的可供初次收入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大约相当于ＧＤＰ的７５％左右，例如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德国重新统一前的西部地区）为７７％，２００４年（全德地区）为７４％。２００４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为２１７８２亿欧元，减去“与外国的转移支付结算”的逆差９４亿欧元，即为“国民总收入”２１６８８亿欧元；再减去折旧总额３２１９亿欧元，即为“国民净收入”１８４６９亿欧元；再减去扣除“补助金”之后的“间接税”总额２３０６亿欧元，最后剩下约１６１６４亿欧元，即是可供初次收入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果。这里仅把初次收入分配视为国民收入在“雇主”与“雇员”之间进行分配。以２００４年为例，在１６１６４亿欧元的国民收入中，雇主得４８４０亿，占３０％；雇员得１１３２３亿，占７０％。考虑到在就业者中，雇主占１０％，雇员占９０％，从整个国民经济角度来看，雇主的人均收入为雇员的３．８９倍。但是，这种计算肯定是夸大了雇员的工薪收入，低估了雇主的利润等收入。因为这里把农民、手工业者、小摊贩等都列入了“雇主”社群，而这些人的收入未必都高于“雇员”中的官员、职员等，同时，官员、中上层职员的列入无疑又抬高了全体雇员的平均收入；而且，在雇员工薪总收入中，有１／３以上是雇主为雇员缴纳的各项法定保险费等，其中一大部分只是在将来才能用到（如养老保险），因此，如果仅以雇员实际拿到的净工薪来与雇主的收入相比，２００４年分别为５９７８亿和４７６６亿欧元，雇主人均收入为雇员的７．２倍。
如果说初次收入分配主要是发生在雇主与雇员之间，特别是发生在资本与劳动之间，那么，二次收入分配则主要是发生在就业者（包括雇主和雇员）与非就业者（包括已经失去劳动能力者和作为就业者边缘群体的失业者）之间。二次收入分配即收入再分配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进行二次收入分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非就业人口和
家庭，他们也需要有收入来维持生活。目前，在德国的８１６５万人口中，就业人口为３８４０万人，失业者为４３７万人，非就业人口为３８８８万人。在德国３７９３万个家庭中，就业者家庭２４０３万个，其中“独立劳动者”（其核心部分是雇主）家庭２２５万个；“非独立劳动者”即雇员家庭２１７８万个，包括官员、职员、工人和失业者；非就业家庭１３９０万个，多数为老人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３６．６％，加上失业者家庭合占４２％，主要依靠官方的转移支付为生。二是国家需要筹资提供“公共产品”，例如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维护国家内外安全等。
[案例评析]：
国民收入的分配是否公正，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在德国，公平性的价值目标来源于作为其基本政治制度的决定性构成要素——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
虽然长期以来德国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取得了一些举世公认的成绩，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目前德国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还是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对现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影响最为显著。
德国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经济全球化导致作为德国经济模式根基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严峻考验，资本、劳动、政府三者无不如此。就资本而言，在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国内政策威胁到资本利益，它可以马上转移。由于德国国内企业获利欠佳，同时也为了巩固和加强德国大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德国资本大量外流。而流失资本等于流失繁荣、流失福利、流失就业。在劳动方面，与战后的“黄金”年代（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相比，经济全球化、快速的技术更新、后福特主义和广泛实行自由市场政策，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弱化了劳动的交易权利，使雇员承担起失业的风险和工作条件变化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不安定感，工资增长普遍减缓。在政府方面，为了留住本国资本，吸引外国资本，各国竞相进行“减税竞争”，德国也不可能置身局外。这意味着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利用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也使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不可抗拒的巨大改革压力。
经济不振，财政拮据，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改革步履维艰。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只增长了０．８％、０．１％、－０．１％、１．８％和１．５％；年度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则分别达２．８％、３．７％、３．８％、３．８％和３．５％。在这种背景下，继续维持占ＧＤＰ３３％的社会福利网络（仅养老保险一项就占ＧＤＰ的１０．６％，医疗保险占６．５％）日益困难，以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为
目标之一的各项改革势在必行。德国总理施罗德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绝大部分的福利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社会中获得的，而这个社会本身能在有规则的正常劳资关系中接近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知识和资本自由流通、劳动市场和人口结构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我们已不再能运用这些假设了”。因此，德国如果不使社会市场经济现代化，就会被市场的不可抑制的力量“现代化”。 受上述思想的影响，德国确实是在为变革而努力，２００４年尤其突出。在民意调查支持率最低仅为２０％多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坚持实行“哈茨４计划”的规定，大约有２７％的失业者将因此而不再能享受失业救济，４８％的失业者将减少收入，今后每个失业者的收入每月平均将减少２００欧元（超过养老金的２０％）。此举引起德国社会的强烈反应，数以万计的人群走上街头抗议。真是言易行难。虽然改革将会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前途，但一旦触及人们的既得利益，那就困难重重了。
国家税收和国家债务的自我限制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决定权优先，这必然会间接限制国家税收。而经济不景气，又会影响到国家收入：德国的国家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已从１９９９年的４７．３％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３．２％，其中税收收入从２４．２％减到２１．８％，社会保险费收入从１９．０％减到１７．８％。加上全球范围内的“税务竞争”，促使德国税率连连调低：公司所得税已从１９９８年的４５％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５％，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５３％降到４２％，起始税率由２５％降到１５％，基本免税额则从６３２２欧元增至７６６４欧元。虽然国家支出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也已相应从１９９９年的４８．７％降至２００５年的４６．７％，但毕竟一直入不敷出，国家债务日益积累。如果当代人获得国家债务融资的好处，而要由下一代承担债务的偿还，那样的国家债务免不了会出问题。这在德国已隐约可见。
收入再分配的“适度性”难以确定。收入再分配的程度一般取决于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对劳动占有相对优势的背景下，在德国，人们也在日益谈论“欠适度”的收入再分配和累进制所得税可能会带来某些副作用，例如减少工作刺激，把社会经济进一步引入“灰色经济”的歧途等。于是，德国也调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率。按２００５年的税法，年收入７６６５—１２７３９欧元按１５％—２３．９７％的税率纳税，年收入１２７４０—５２１５１欧元的税率为２３．９７％—４２％，年收入５２１５２欧元以上则为４２％。这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尚需拭目以待，而涣散人心的激烈争论却有增无减。总之，德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正处在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其结果如何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