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老农为换粮票给重病儿子买饼干 不惜下跪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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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作者：雷颐
核心提示：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死盯着他手中的粮票，哀求说：“能不能用钱换你二斤粮票？”原来老农的儿子生重病，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嚼几块对他们来说稀罕已极的饼干，但无粮票不能买。作者心中一酸，把粮票往老农手中一塞转身就向外走去。但还未走到门口，听到“扑通”一声，猛回头只见老农跪在地上向他叩头，手举粮票，高声喊道：“谢谢解放军！”。



文革宣传画，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雷颐，原题为：《票证，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各种票证曾经长期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那段长长的时间充满数也数不清的票证。现在回忆，居然想不起什么东西是不“凭票”供应的。


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这一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未提及。


“统购统销”切断城乡的有机联系


从1953年秋起，中共中央陆续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1953年实行此政策当然有短缺经济本身的原因，但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计划经济。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生产与消费都必须纳入计划。严格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到消费都要实行计划，因此对居民的日常消费也只有实行“票证化”才能计划管理。


这样，国家实行了对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农民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摊派数量将余粮出售给国家；城市居民的口粮、食油及穿衣用布都按人口定量凭票供应。中国社会形成僵硬的城乡二元结构，全部中国公民被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个等级，吃农业粮者若想“农转非”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几乎难于上青天。由此，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区别不仅仅是居住地和职业的不同，而是一种难以更改的、世袭的身份不同。直到今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还未被打破。因此，这一制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广和时间之长，甚至是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统购统销”实行后，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几乎全部被国家掌握，切断了城乡间的有机联系。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购买自己所需物品。这种社会结构极其“稳定”，但却毫无生气与活力。“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最现实的结果是切断了还有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与农村、农民的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全在国家的掌握之中。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易如反掌。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


有关票证的“黑色幽默”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到19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几年前《北京晚报》曾举办过一次“票证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了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竟超过了“黑色幽默”作家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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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票证旧事》一书，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为那一段普通人的历史“作证”。王春瑜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每周才能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宁宗一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个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个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个），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翁美英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着实高兴了好几天。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高低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由于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花生早成奢侈品，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大费脑筋，终于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两。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象，在当时能多吃些豆腐确可谓“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将棉衣里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当然，在所有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票，由于定量极少，多数人家都有浮肿病人。何满子当时正在“劳改”，“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我就听见过多起；还同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的公安局拘留所里呆过。”


“走后门”导致“道德滑坡”


由于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犹如一条条绳索，将人牢牢束缚起来，个人被票证的发放者——单位、街道紧紧控制，无法松动。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个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都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合理性”，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所谓“道德滑坡”，或许由此时始。


由于当时的“闭关”政策，只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有少数外国人。由于外宾没有也不可能有各种票证，所以这些城市都有专供外宾的商店，所有商品不要票证就可买到，但这种商店是严禁国人入内的。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人数猛增。时处“文革”时期，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于是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学习、熟背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外宾，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不“凭券”任意“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曾被表扬“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之富足。据传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


事情完全倒了过来，原本只应在短暂的“非常时期”才对少数物品实行定量供应，但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是大多数物品都要实行定量供应！要回想当年哪些东西不凭票供应，还真要大费一番脑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票证”逐步退出我们的生活，成为历史文物，成为“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最好注脚，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票证将农民牢牢束缚


当然，这些还都是城里人写票证制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若由农村人来写“没有票证的故事”，一定更有一番悲凉。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广大农民。“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粮票，因为若要到大中城市医院住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




《票证故事》一书中路世明的回忆文章“‘廉价’的叩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没有票证的处境。1971年冬，作者当时在解放军某部汽车连当司机。一天，他到山东沂蒙山区执行任务，中午路过一家供销社，便进去买东西充饥。当他拿出粮票准备买饼干时，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死盯着他手中的粮票，哀求说：“能不能用钱换你二斤粮票？”原来老农的儿子生重病，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嚼几块对他们来说稀罕已极的饼干，但无粮票不能买。作者心中一酸，把粮票往老农手中一塞转身就向外走去。但还未走到门口，听到“扑通”一声，猛回头只见老农跪在地上向他叩头，手举粮票，高声喊道：“谢谢解放军！”作者在文中无限感慨：“二十多年过去了，老汉的下跪、叩头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宣布粮票取消时，我与朋友说起此事，朋友也感叹不已。是啊，当时那几斤粮票无疑是救命的，可现在说来那是多么‘廉价’啊！”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这种“黑市”屡经“严打”而不绝，盖因这种“非法交易”确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为了“拉关系”还是出于真诚的同情，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最常行的“善举”之一，就是给老乡一些从家中带来的粮票。


只有废除了粮票，才有今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能够自由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