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定每个人所能支配的资源数额，那么所有人都会这么想：“要是我不去捕鱼或者不让我的羊吃草的话，其他人就会去做，因此我没有必要约束自己。”因此，正确的理性行为是在下一个占有者到来之前大肆使用，尽管其后果可能造成公有地的破坏，从而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逻辑已使很多公共资源遭到过度利用或破坏，而其他受到保护的公共资源则可能再使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正是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像参加一场战争将各个阶级、各个种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个体都动员起来。
然而遗憾的是在当前时期，如吉登斯所言：我们还没有气候变化的政治，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一套规定每个人所能支配的资源数额的有效的法律，这确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缺失。如要我们将地球的环境恶化问题变的更为可控，使得我们的地球更具有可持续的发展的雄心变成现实，就必须做到的制度和法律的创新，毕竟这个问题只囿于传统政治的范畴内注定是无法得以解决的。
在新的政治经济学里，首先就有对社会福利予以重新定义的必要。在现代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是重要的一支，它所关注的是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在福利经济学老祖宗、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那里，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程度，就是幸福感。如庇古所论，“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是人生的目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无数个具体的人的集合，也因此，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那么如何来驱使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感到满足呢？在庇古的认识世界里，他认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应该学会摆脱出图谋一己幸福的范围，而要试图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人类状况的改善，也就是从 “自利”转变为“自己牺牲”。他认为人类必须学会具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自控能力，因为这才是最合成本的能够获得双赢的一种方法。庇古甚至认为，全部经济学的本质都应该是研究如何通过提高个人的满足程度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满足程度，即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决定社会福利程度的因素上，庇古当时认为，国民收入的提高仅仅是提高社会福利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要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还必须视国民收入在全体人民中的分配情况，为此他提出了“收入分配均等化”主张。尽管这一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主张受到了诸多批评，但无论如何，使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处于老百姓心理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使全体人民共享国民收入增长的成果，肯定是一个能提高百姓幸福指数的关键性因素。
庇古的主张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西方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阶层利益冲突尤其是劳资关系紧张，所以，庇古提出分配均等化以提高全社会福利，就是着眼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造成全社会幸福程度下降的问题。不过，庇古当时没有料想到：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扩张，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但有所下降，而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环境污染与资源不断衰竭也成为妨碍公众幸福感以及未来可持久幸福感的又一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环境、发展与资源之间失衡的关系，如何来达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亦将成为未来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亦将成为新福利经济学甚至整个新的经济学的核心。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现下的经济学过度的着眼于现在，当然这是有其渊源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识固然来源于人性部分，但更多来源于凯恩斯勋爵所推动和营造的凯恩斯主义，我们知道凯恩斯勋爵是个彻底的短期主义者，他的名句‘长期而言，我们都一命呜呼’了；他认为‘短期’才重要，因为“生命和历史由‘短期‘构成“〔Life and history are made up of short runs〕，也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熏陶下，这种短视行为在政府官员、在民粹主义者那里是大有市场的，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现在的政府高官最喜欢谈论的是所谓的‘90天焦点’，也就是他们从来只讨论未来90天内可能发生的大麻烦。对于这种凯恩斯式的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行为，是典型的将未来利益予以‘打折’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利益所在不是未来，而是现在。
日益恶化的环境，已经胁迫着我们必须对这种经济学定义予以检讨了，我们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固然是稀缺，但这种稀缺的着眼点却绝不只囿于现在，它更多的应该在于未来，至少是如何平衡现在与未来，我想这才是完整的经济学。
发表于 2014-6-18 22:52:32
发表于 2017-6-29 15:21:27
